青花与中国笔墨的艺术精神

青花瓷,清秀素雅,有很强的民族艺术特色。从元代开始,经过明、清、近代的八百年发展,青花瓷画在借鉴国画技法,融进民间艺人艺术想象力的过程中,历代青花瓷均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国画从起源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绘画史的演变过程中,历代都留下了大批绘画作品和绘画理论。中国画创作主要在于笔墨之美,笔墨美是中国绘画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逐渐生成、不断创新积累出来的民族精神的艺术结晶,可以说,它浓缩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哲理思考以至审美表达及个性宣泄的全部内涵。这些民族艺术遗产,不仅对后世的国画创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景德镇的青花瓷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韵深情,坚质浩气一一青花瓷

青花瓷是指运用青花颜料在瓷坯上作画,经过窑火高温烧制形成的青花瓷器。青花始于唐,形成于元代后期,成为陶瓷釉下装饰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统治者对陶瓷生产十分重视,为陶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青花艺术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我国陶瓷中具有深远影响的装饰形式,并取得了杰出成就。

元代的外族统治,使得儒家传统在社会上失去了吸引力,禅道日盛。画家受其影响,画作风格简洁空灵,体现了禅道的旨趣。元人的大国意识也体现在元代青花,讲求大气,不拘泥于细枝末节,有着壮美的情韵。

到了明代,文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浪漫主义思潮兴起,画家注重抒发自我情感。造型上,明永乐宣德青花一改元青花厚重壮实的结构,代之以灵秀而棱线分明的特征。美学追求上,永乐宣德青花也改变元青花道劲、挺拔的格调,呈现一种浓艳凝重、俊秀典雅的风采。明清绘画用笔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讲究绵里藏针,明代的“成化青花松竹梅纹高足碗”,梅花枝条疏影横斜,花朵在空白处散散绽放,疏淡得恰到好处,有“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美。是青花瓷中的精品。另有一“永乐青花花鸟纹高足碗”,碗心作画,圆形构图中,画工娴熟,勾线有力;花枝简洁,势态顾盼有情;鸟禽精致,表情生动。小小一片青花图处于内外素白色调中,如衬着白雪,显得格外脱俗,又如皓月桂影一般摄人心魄。

青花瓷以其清新雅致的视觉感受成为极富中国风味的艺术品。借用刘熙载的话来赞美它,那就是“高韵深情、坚质浩气”。喜欢青花瓷的人们可以从它的身上体悟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已融入了中国传统文人生命中,渗入到中国人的血液里,即理性、冷静、谦逊、克制、温和、中正。

单纯的力量--笔墨

笔墨是一种精神,一种中国传统的精神。

中国画的笔墨是中国哲学观念的产物,它具有中国文化独有的气质、精神和韵味,是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了“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统一体,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一整套规范,被一个民族所认同。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本民族文化观念,几千年形成的一套独特的认知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笔墨是中国画的基本功,有时也作中国画技法的总称,泛指中国画用笔用墨的基本方法。笔墨是中国绘画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逐渐生成、不断创新积累出来的民族精神的艺术结晶,它负载着历史沉淀下的深厚文化内涵,也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趣的体现,它奠定了中国画的写意品格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品位。画中国画的人,评论中国画的人,关注中国画的人,人人谈笔墨,但笔墨是什么呢?见仁见智。对笔墨的认知是认识中国画最关键的问题,因为笔墨负载着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是中国画最根本的属性。因此,历代画家、评论家无不对笔墨予以重视。先贤们曾这样评论笔墨:“画岂有无笔墨”,“笔尽笔法,墨求墨气”,“作画不解笔墨,徒似染刻形似”,“笔墨功深,气韵生动”,“笔使巧拙,墨用重轻。使笔不可反为笔使,用墨不可反为墨用”,“古人位置紧而笔墨拙,今人位置懈而笔墨结”,“笔墨俱化,气韵规矩,皆不可端倪”,“笔墨一道,同乎性情。“笔墨一道,用意为上”,如“化工无笔墨,个字写青天”。香港大学艺术系教授万青力先生在1992年发表的《无笔无墨等于零》中这样写到:“笔墨不仅仅是抽象的点、线、面,或是隶属于物象的‘造型手段’,笔墨是画家心灵的迹化、性格的外现、气质的流露、审美的显示、学养的标记。笔墨本身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画家的本人。”张仃先生在“油画风景画·中国山水画展览”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一文中指出“一幅好的中国画要素很多,但是基本的一条就是笔墨。笔精墨妙,这是中国文化慧根之所系,如果不想消亡,这条底线就必须守住。”

被尊为“画圣”的唐代画家吴道子,其画重在笔墨,他开创了水墨山水的画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云:“景玄每观吴生画,不以装备为妙,但施笔绝踪,皆磊落逸势。又数处图壁,只以墨踪为之,近代莫能加其彩绘。”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国画是“山不待青空而翠,风不待五色而碎,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其中便道出了国画的妙处。例如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一座巍巍山峰给人以高山仰止之感,山腰处泻下一线飞瀑,山下有巨石纵横,林木葱茏。山路上一支赶路的商旅队伍给静态画面增添了生气。全画磅礴大气,沉雄中不失精微。又如元代倪瓒的《渔庄秋霁图》,近景是枯树兀立,中景是一片浩瀚水面,远景是淡淡小山,画面极有层次,将山的厚重、水的湿润、树的枯瘠借水墨表现出来。是一种冷落荒凉的情调。再如清代郑燮的《风竹图》,几竿细竹风姿潇洒,右下角一簇兰花衬以幽独气质。墨的浓淡干湿恰到好处,将竹的青翠与滋润都呈现出来。观水墨画真需具备“品”的能力与素质,它能让人的精神变得富有。

傅抱石在《谈艺录》里《中国画的特点》-文中说“中国画以墨色为主调,因此就利用空白与墨色的黑形成对比,墨是实,白是虚,虚实对比,以实代虚,虚中有实,虚实结合,化实为虚……造成无穷的空间,给人以咫尺千里的美感。”在国画中,由于宣纸的敏感性和水与墨结合后色泽浓淡的变化,最终可将世间万物的斑斓色彩概括为由白至黑的不同层次。作画时,一钵清水,一锭方墨,未画时便已自觉格外清雅了,再依照各个画家自身的独到领悟,创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绘画境界:即以温润之笔挥洒出生动的气韵来。笔墨是手段,传神才是目的。要把画画活了,要画出大自然的魂魄,画出人的精神。笔墨具有中国文化独有的气质、精神和韵昧。

青花瓷与国画渊源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他们均是中华民族心灵的闪光,内气的勃发。青花瓷器上之纹饰图案,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瓷质的中国画”,无论是人物画还是山水画,皆可于青花瓷器上见到,虽然受制于瓷胎、青料、釉料、高温烧制下的表现力,在层次上会较一般书画粗糙;但每个历史时期的青花瓷,其绘画风格都会与当时的中国画风格相关联,这也帮助后人在论断一件瓷器的所属年代,或对瓷器作古物市场价值评估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佐证资料。

青花与国画的魅力,在于它们的美有个性,因而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

青花与笔墨之韵,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动人。

延伸阅读

中国·陶瓷艺术(三)——例说中国陶瓷演变与发展


第三篇 例说中国陶瓷演变与发展

窑火凝珍

 西江月·颂陶 郭沫若

土是有生之母

陶为人所化生

陶人与土配成双

天地阴阳酝酿

水火木金协调

宫商角征交响

汇成陶海叹汪洋

真是森罗万象

陶器是泥土加水成型,经高温焙烧后生成的。它是人类第一次将一种天然物质经过加工将其转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发明创造,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最早的一次伟大尝试和创举。

瓷器则是用瓷土加水,经比烧陶器更高温度的火力烧成的。创造瓷器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化的又一伟大贡献,所以在英文中“瓷器”与“中国”为同一单词China。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祖先,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下,各自都独立地发明创造了陶器,唯有瓷器是由中国人发明,在公元五、六世纪以后陆续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原始人生活与艺术的写照杰出的彩陶艺术

中国远古的文明渊远流长,形成于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从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其中彩陶艺术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成为中国原始艺术创作的范例,这件彩陶盆便是其中代表之作。

人鱼合体

彩陶是在陶器表面以红黑赭白等色作画后烧成,彩画永不掉落。此盆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概括成圆形,额的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为黑色半弧形,可能是当时的文面习俗。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祥,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加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丰富的想像力,人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加上鱼鳍形的装饰,显得威武华丽。

图腾崇拜

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人头上奇特的装束,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而稍有变形的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崇拜的主题。

更多的涵义

此外,在先秦典籍《诗经》、《周易》中鱼有隐喻“男女相合”之义,以此推之,这人面鱼纹也应有祈求生殖繁衍族丁兴旺的涵义。但不管究竟蕴含何种奥秘,作为中国原始社会先民的艺术杰作,它已然放射出耀目的光芒。

“迷”一般的画面心灵的抒发

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的绘画艺术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绘画已不仅仅表现自然的形象,而将人生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等深层次的内容尽情抒发,以至于当我们看到那“迷”一般的画面时,不由得肃然起敬。

神秘的画卷

此瓮用夹砂红陶制成,敞口深腹平底。近口处有六个钩状“系”,用以吊挂绳索。瓮的外壁画着一幅神秘的《鹳鱼石斧图》。

画的左边绘有一只神采奕奕的白鹳,眼大身壮,长喙短尾高脚,口衔一尾大鱼。右边绘有一把带柄的石斧,斧头与柄相交处画着横线和圆点,表示两者是固定在一起的,斧柄下部画着交错斜线,可能是柄套,既防滑又美观,柄中部的黑叉,则可能是具有某种意义的符号。

对首领的怀念

我们来推测一下图画的涵义:彩陶瓮是当时部落联盟首领的葬具,该部落联盟的图腾就是鹳鸟,而鹳鸟口中的大鱼应是敌对部落联盟的图腾,作画者将鹳鸟画得形体硕壮,眼睛大而有神,将鱼画得身体僵直,毫无生气,用鹳口衔鱼的题材正是为了表现本族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带符号标志的石斧是首领生前所用之物,是身份地位和权威的象征,将石斧画在瓮上,是部落成员对去世首领的怀念。

陶瓷与中国


如果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可以用一种器物来传递它的魅力时,那无疑就是陶瓷。

当梦想和熊熊窑火交融在一起的时候,奇迹便产生了。陶瓷,这种经过烈火灼炼的精灵也就带着世人的万般宠爱一直传承下来。当历史展开中华民族绚烂的篇章时,它便相伴于左右。

陶瓷是中国历史的物化见证。人们常常说起祖国的历史如何悠久,民族的文化如何灿烂,而中国陶瓷,恰是祖先们无比杰出的创造,恰是数千年沧桑迭代的证人。我们伟大的陶瓷匠人把年代的内涵与艺术的价值,像器物与釉色一样烧在一起而浑然一体。每当我们仔细审视那些精美瓷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窥得秦汉人的豪放,隋唐人的雄壮,宋人的儒雅,金人的不羁,元人的粗犷,明人的含蓄,清人的热烈。它们便像一位淡定的君子,或是一位文静的佳人,在历史深处向我们讲述着一代代泥土的故事与火焰的传奇。

陶瓷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陶瓷见证了我们祖先从择水而栖的原始状态到人类文明的稻种耕收,它推动和巩固了我们的定居生活。就从这里开始,陶瓷便盛满了杏花飘香的中华饮食文化,伫立在宏伟壮丽的东方建筑里;它曾伴随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也曾伴随着商旅的驼迹游动于丝绸之路。古彩重画的装饰技艺,闲情逸趣的市井风情,慎重追远的传统孝道,华夷交辉的对外交流,便是中国陶瓷承载东方文明的深厚底蕴。

陶瓷是中国传统的神奇产物。中国人很讲五行。这种古老的学说认为,天有五星,人有五脏,以五行观察天象,有了星象学;以五行观察身体,有了中医学。但对五行最形象的注解,还莫过于陶瓷。陶瓷本体为土,表釉属金,以水调泥,以木制火,五行俱全。我们的祖先将这五行契为一物,世界才有了这种人类文明的成果,才有了这种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晶。金是毅力,土是智慧,水是心血,木是奉献,火是激情。千年的窑火,就这样从不熄灭地延续。在漫长的岁月中,东方的文明,优秀的文化,共同熔铸着中国人共同的生命。

陶瓷是中国人灵魂的投影。质朴敦厚处,让人想到了民间妇女身上的青染布;精美华贵处,让人想起了故宫的琉璃瓦。江南瓷器的精细,中原瓷器的热烈,南国瓷器的灵秀,北方瓷器的朴厚,让你无法不想到稻米和小麦,让你无法不想到水乡与山塬,也让你无法不想到长江流域的风俗与黄河故道的乡音。

陶瓷是文人墨客的陋室文心。中国式的文化情怀,简直就离不开陶瓷艺术给人带来的精神陶冶。“一字师”郑谷有:“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韩偓有:“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徐夤有:“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满腹郁结的孟郊亦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的轻快之句。中国文人有悟到妙处的心境,掩书小憩,在静静闲暇里把玩陶瓷,享受的那种愉悦,就像点燃的一支细细的沉香,余烟缭绕,袅袅不绝。

陶瓷是我们平凡人心境的一种追求。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追求着一种安逸,总在浮躁的背后寻求着一种平静。而陶瓷,她属于雅者、智者、仁者。我们可以在把玩陶瓷的雅念中升腾更高的趣味与追求,这是悠久传统的一脉相承,也是中国文化的顺理成章,更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理解。

陶瓷的世界精彩纷呈。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冰纹之美,动魄惊魂;陶瓷意外的缺陷经常出人所料,陶瓷的精美,有时竟让人难以形容。它将精粗、美丑剁出一个界限来,它把朴实与神奇熔化在一起。在我们不断深入的接触、探询陶瓷世界中,我们将会忘记陶瓷本身,而将其化为我们意识的一部份,化为对中国文化更深层的理解。这时我们才真正认识了陶瓷的生命,一个为中华文化凝聚固化而存在的生命。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


现代陶艺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迸发出的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当时有美国的彼得·沃克思,日本的八木一夫,还有英国的一些陶艺家。他们首先对陶瓷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建立于一种跟传统陶瓷的“背叛”,把陶瓷材料作为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媒介来进行运用,也就是和油画、国画借助油画布、油画颜色,国画用宣纸来对陶瓷进行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完全排斥了实用的形式,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来利用一、创造。现代陶艺就是在这样形势下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

在国外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在各个领域闭关自守,对国外了解很少。像台湾、韩国的艺术家在世界性的交流中,逐渐吸收和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吸纳了国外艺术新的理念。当时台湾、日本的陶艺家访问大陆和中国,向我们播放一些现代陶艺的有关资料。比如来得早的台湾李茂宗先生,到景德镇来传授现代陶艺新理念。

当时景德镇也有一批艺术家,像周国桢、刘远长老师等老一辈艺术家,在接受新的理念,在艺术创作上有了新的突破。追求源头。中国陶瓷艺术对世界的贡献无可非议,但现代陶艺是从国外引用过来的,完全打破了传统陶瓷的理念。我们过去的理念就是以实用为主,重温历史,从原始社会的原始陶到彩陶,到东汉时期的原始瓷器,一直发展过来,都是从粗糙慢慢到精美的过程,这个过程都是为了实用,无釉陶 、有釉陶,陶到原始瓷,到现代瓷都是为了实用,越做越精细、越做越灵巧,最后越做越玲珑剔透,形成景德镇瓷器具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四大特点。

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


中国青花瓷器的彩料是以氧化钴作为色剂,在胎体上绘出花纹图案,然后在器物表面涂一层透明釉,入窑经过1300度的高温一次烧成,呈现出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其图案清晰艳丽,给人以明快素雅之感,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元代中后期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已达相当成熟的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景德镇便成为中国瓷都的称号。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不重视青花瓷,要研究青花瓷,就一定要弄清它的制作工艺和使用的基本原材料。

青花瓷的釉料,主要是氧化钴,但还含有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钙等多种物质,这些物质的含量多少,直接影响青花瓷的色泽效果。元代中后期至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普遍使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釉料即“苏泥勃青”,这种釉料内含氧化铁成份比较大,所以在瓷器表面出现蓝中带有铁色斑痕,而国产料中多含有氧化锰成份,使蓝中泛出灰、黑斑点。

青花瓷始于唐代中晚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唐代中晚期的青花瓷是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中出土的瓷枕残片,1985年11月河南省轻工业厅科研所在河南巩义市瓷窑址采集的唐代白釉釉下蓝彩瓷壶,研究结果证明,唐代青花瓷是在巩义市白瓷的基础上采用了釉下彩绘的方法生产出的新品种。

宋代统一后,社会稳定,各种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制瓷工艺水平超过以往任何时代。1957年浙江省博物馆在龙泉县金沙,发现了13块北宋时期青花瓷片,三件青花瓷碗残片,其中两件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青灰和白中泛蓝。火候较高,无吸水性,与浙江省江山钴土矿原矿接近,经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北宋青花使用的钴料是浙江料。1970年在浙江绍兴的环翠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胎质细腻、色泽洁白,釉色白中泛青,无吸水性,青花色泽也较浅淡。重庆市博物馆在该市郊一座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墓中发掘出土一件青花瓷碗。从这些青花瓷实物来看,宋代青花器在制作、彩绘等方面都比唐代青花大有进步和提高。

“青花瓷”是中国的


李杜

对于诗人王美玉的创作,其实我一直心存好奇。她开始诗歌创作较晚,已是2007年,且已超过了绝大多数诗人最初写诗的年龄。而且不仅如此,她的诗作大多为情诗,写得结结实实、坦坦荡荡、潇潇洒洒、真真切切,全无“过来的人”的那种“追忆”或“惘然”(李商隐《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所有这些,都让我深感不可思议,让我试图更努力地去理解她所创造的诗的境界,并渴望由此能切近她的人生轨迹和内心世界。

在反复阅读王美玉的诗之后,我突然看到了一片久违的天空,一些我自己(甚或是当下大多数诗作)所迷失了的诗歌元素或传统。那是今年暮春,她以新近出版的诗集《青花瓷》见赠(这是由蒋韵先生主编的“三晋女书”之一种),我阅读再三,自以为大致了解了王美玉创作的某些特质——并认定这些特质对于当下诗歌创作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在这里,我谨想以12字来概括之,曰:中国元素,古典意蕴、文人情怀。

中国元素“青花瓷”是中国的。我想这是王美玉选择它作为书名的原因之一。近些年来,在现代招贴及现代标志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领域,对于中国元素的发掘和运用,似乎已成潮流,但在诗歌界,好像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人谈论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谁竭力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将这些元素张而扬之。惟此,当我在《青花瓷》中读到菱花镜、蝴蝶结、乌蓬船、团扇、蒲扇、箜篌、木鱼、荷包袋、汉字、宣纸、砚台、紫砂壶、红盖头,当然还有作为节令的清明、谷雨、小暑、秋分等时,便不由得丛生感慨。我想,美玉之所以选择这些中国元素作为意象,是本能的,却也是自觉的,是有意而为之。

我们毕竟都是中国诗人。是中国的。然而现代汉诗的发展,是建立在吸收西方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撇开欧化了的句式不说,就说意象:我们已见到了太多的夜莺、缪斯、小提琴或竖琴……而说到底,它们真的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我们的情感。亦惟其如此,我才更看重《青花瓷》在张扬中国元素上所作出的努力。

在这里有必要征引辞书对“中国元素”所作的界定:所谓中国元素,是在中华民族融合、演化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中国人创造、传承、反映中国人文精神和民俗心理、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中国元素,中国元素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渊源和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

而这一切,对于一个中国诗人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古典意蕴“青花瓷”是古典的。青花瓷(blue-and-whiteporcelain),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

是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青花瓷的美,首要的是古典的美、高雅的美、和谐的美。

而王美玉也正是一个以古典、高雅、和谐之美为美的诗人。在上面所列举的她常用的意象中,大多既中国也古典自不必说,她常用的意象或喜欢的意境还有:青铜、繁体字、繁体《诗经》、酒旗、伊人、蓑衣、烟雨杏花、油纸伞、水墨丹青、唐诗宋词、元朝小令……在这里,有一些属于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事物,而王美玉在诗歌中将它们唤醒,并赋予它们高贵而又典雅的意义。她说,“但雨水喂养着大地/那些醒来的事物/在扬花抽穗”。

文人情怀“青花瓷”是文人的。从创造者到欣赏者。因而我觉得在欣赏王美玉诗歌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元素、古典意蕴外,还必须加入另一个因素,即“文人情怀”。

在我的印象中,她的生活环境,大致也都是在北方。然而读她的诗,尤其是她的情诗,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江南背景,这也是我对她的诗歌产生好奇的原因之一。我曾这样想:这或许是源于生活的真实?(若是如此,那就什么也不必说了)或者不是,而只是因于诗人的某种意念,譬如对于文人、文化的某种偏爱?(若是这样,那就有了研究的价值)这里只说一点:北方出“悍匪”,南国多“文士”,在古代中国,大致是这样的。

然而我说王美玉的文人情怀,却绝对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而是因为她的诗歌中的“用典”。

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话题——这个话题被台湾学者黄永武先生多次提到,他在他的巨著《中国诗学》里说:

西方人写诗贵在自创,看中国诗动辄用典,觉得老爱袭用前人旧思想……不足为训。但中国人就有用典的喜好,你也用桃花源,我也用桃花源,桃花源不但是过去,也是现代人的。而且它一直存在并继续增长,虽老犹新……此种用典的习惯,没人指责思想抄袭,必有其理念上的背景,原来中国是一个喜欢“尚同”的民族,谁写诗能与古人的心思相应合一,读者不讨厌,反而喜欢……这不是西方人能想象的。

用典一次,等于将某个故事、某个象征重新获得认同一次。典故的普遍应用等于无数同类经验采用了同一反应,久而久之,变成潜藏在创作中的原始表达内容,也就成了集体无意识中的部分,形成了原型。

我欣赏这样的判断,也在王美玉的诗中,读到了这样的“原型”,譬如世外桃源、梁祝化蝶、举案齐眉、青梅竹马、结草衔环、杜鹃啼血、鹊桥、红豆、梧桐、雨巷、丁香、南山、西窗、西楼、雁叫、捣衣声……而所有这些,已经被太多的中国诗人所忘记。因而我在读到这一切时,我觉得有必要向王美玉表达敬意。

宣德青花的历史与审美


 越南巧遇宣德青花砚滴

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现担任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地区分会会长的陈玉泉,常去国外淘古玩。2007年1月,他在越南胡志明市一家古玩店发现了一件青花鸳鸯砚滴,陈先生拿起砚滴在手中把玩了许久,发现无论从胎质、造型工艺还是青花发色上看,均符合明代宣德时期青花瓷器特点,且应是官窑之作,但他心里也犯嘀咕,“怎么没有款呢?”。

陈玉泉认为,从专业角度看,凡是明朝宣德年间官窑出产的瓷器,都应写有款识,所谓“款识”就是瓷器上应该写有当朝皇帝的年号的标记,鉴定经验又告诉他,宣德年间的瓷器通常落款较为随意,有“宣德器款遍全身”之说。于是他看了好多遍,仍未发现有款识。

通过咨询得知,这件器物为当地一收藏家旧藏,藏家去世后,店主从其家人处购得,也没发现此器上的款识,现开价800美金,陈玉泉觉得要真是宣德的东西不该这么便宜,因为在几年前的苏富比(微博)拍卖会上,宣德官窑的砚滴曾拍出百万身价,他将信将疑地跟老板砍价,但这老板倔得很,硬是分文不降,陈玉泉赌气之下就走了。之后陈玉泉又多次去往胡志明市,每次都去看那个物件,但老板依旧不还价。

就这样僵持到当年年底,陈玉泉又再次前往此间古玩店。他刚推门进店,就瞧见两个欧洲人正拿着那个砚滴观看,说来也巧,由于光线和角度的问题,他猛地看出“鸳鸯”翅膀底隐约有类似款识的文字。于是趁着欧洲人放下砚滴的空档,他一把拿过砚滴,借着阳光仔细一瞧,“大明宣德年制”的官窑款隐约可见。

陈玉泉先生这次没再还价,立即付款把宝贝纳入自己囊中。

珍贵的宣德官窑青花瓷

陈玉泉近日在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分会接受记者采访时,把这件鸳鸯砚滴拿给记者看。

“这个一看就是明早期典型进口钴料。”陈玉泉所指的进口钴料便是烧制青花瓷的矿料——苏麻离青,这种矿料非常稀少,由于其发色浓艳、沉稳,曾在阿富汗、印度地区曾经用来做佛头发髻的染色之用,“明朝早期烧制官窑青花瓷用的进口钴料多为郑和下西洋时从国外买来,这种颜料的使用大多用于明成化之前,到正德朝也偶有出现,之后便绝迹了。”

这只青花鸳鸯砚滴体积很小,长度仅九厘米,在翅膀处隐约有类似字迹的线条,陈玉泉介绍说,这是青花瓷的晕散效果所致,在明朝洪武皇帝之前中国是没有真生意义专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官窑贡瓷,大都是“有命则烧,无命则止”,所以落官窑款识极少,大部分都是“金玉满堂”之类的吉语款。目前学术界公认官窑款识真正出现是明朝永乐时期,但极不成熟,此种写年代款识的制度确立并大量出现是在宣德年间,但是这个时期官窑瓷器有“器款遍全身”的特点,无论底部、腹部、颈部,哪都能写,直到明朝成化年间款识习惯才形成,虽器身还有继续写款的现象出现,但绝大多数都固定写在器物底部,逐后便形成定式。

陈玉泉说,全世界当时出产青花瓷的地方只有江西景德镇,以及云南的玉溪窑及建水窑。元末明初时,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用兵三年,把景德镇的窑全部毁坏了,部分窑厂和工匠迁移到了越南,在明景泰年间渐渐形成了另一窑场安南窑。

另一方面,由于越南曾经是中国的附属国,中国当时一直派遣官员驻扎当地,所以在越南能买到许多当时官员私藏的瓷器,品相非常好,基本上都是仿中国的龙泉窑,仿青花五彩。所以行家们经常会去越南淘宝。

陈玉泉介绍说,这个青花鸳鸯砚滴之所以稀有,还在于它是宣德年间的官窑之作。“鸳鸯图案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到了元代人们特别喜欢鸳鸯,但立体造型的鸳鸯从明朝宣德年间才出现。另外,明代官窑和清代不同,明代官窑生产的瓷器残品是不许出厂的,要就地砸掉掩埋,而清代官窑出产的瓷器在皇室挑选之后,剩下的都可以做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所以宣德年间的官窑瓷器尤其罕见。”

鉴别青花瓷要三看

陈玉泉介绍说,分辨青花瓷的真伪,首先要看瓷胎。“一般底部都不上釉,最多刷一层浆,是护胎用的。宣德年间景德镇的瓷器底一般是细沙底,如果底部落款就可能有釉,因为瓷胎用的是官土——麻仓土,所以应该非常洁白细腻,具有油脂性,胎质极其细腻。”

第二点是看釉面,他说:“宣德年间生产的青花瓷釉面,从侧面看是有橘皮纹的,脂分很肥厚,表面有少许晕散,而且青花一定要高洼不平,个别有锡光现象,外面要有一层亮光,而且应该泛蓝较多,泛绿色和铁斑较少。”

陈玉泉表示,使用进口料和国产料的青花瓷发色有很大区别,“进口料青花高钴、高铁、低锰,所以发色泛蓝,而国产料高锰、高铁、低钴,所以泛铁斑多、泛绿多,泛蓝少”。虽然现代化学配方也可以将色料的化学成分配比得与进口料非常接近,但陈玉泉认为,由于仿制品没有脂分,缺少蜡质光泽,外表会有一层玻璃亮光,橘皮纹也比较生硬,而且青花高洼不平,发色显得很死,没有像水墨画中的色彩渲染过渡。

为何仿制品会出现这些缺陷?陈玉泉介绍说,古代窑厂烧瓷器都是用木柴,把要烧制的瓷器用匣钵罩住,然后放进窑里烧。这样烧的话要花费3到5天,时间很长,而且古代烧制瓷器是用减火发,就是往窑内续柴量越来越少,以此来降温,通过逐渐的降温来使青花颜料中锰、铁、钴、铅等微量元素发生化学反应,这是个还原过程,只有这样青花的颜色才能出来。而且这样烧出的瓷器具有很强的油脂性,不像新烧的瓷器出现“贼光”,现代瓷器烧得都比较急,用电烧,温度一下子就烧得很高,这样烧把瓷器里面的气泡都烧没了,没有气泡就没有折射了,油脂似的光泽就出不来了。

另外,要看造型是否准确,陈玉泉认为老的东西近看不是很细腻,但从远处看感觉特别好,“线条流畅自然,很舒展。而假的是越看越不美,远看不传神,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掺杂了太多模仿的痕迹,所谓“相由心生”,一件艺术品与它的作者的心是相通的。而且真的东西上往往有传世痕,就是玻璃质老化的痕迹。”

古中国与埃及瓷器的渊源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深受中国影响的埃及瓷器工艺品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紫砂艺术与茶文化的融合


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制作活动,有着多种的形式,除了邀请艺匠特别制作外,大多文人是自己亲自设计外形,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器的外在鉴赏价值。这样,也就使一些具有相当文化底蕴的艺匠同时成为制作紫砂精器的大家,象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鸿寿、杨彭年等都是兼具文人艺匠双重身份的紫砂制作大师。文人对紫砂创作的参与,同时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凑合附加,而是气血相容多方面的思想意识的交融。紫砂器外在形制的古朴典雅,凝着茶文化的深厚的自然气韵,文人在冲泡品饮的意境中寻求到了天地间神逸的心灵感受。

紫砂制作中的艺术化变革,不但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而且丰富了茶了精神的外延空间。中国茶文化本身追求朴拙高尚的人生态度,但唐宋时期繁琐的茶饮礼仪形式挤掉了茶人的精神思想,留下的只是茶被扭曲的程式形态,喝茶是在“行礼”,品茗是在“玩茶”。而紫砂器的风行,打掉了繁复的茶饮程式,一茶具在手自泡自饮,文人在简单而朴实的品饮中,可以尽心发挥思想,体验紫砂自然的生命气息带给人的温和、敦厚、静穆、端庄、平淡、闲雅的精神韵律。

紫砂器的风行和推广,也带给紫砂壶以变革。自时大彬起,一反旧制,制作紫砂小壶。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是新泉话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也在《茶笺》中对紫砂小壶的盛行趋势作了说明:“茶壶以陶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的精巧,带给人不光是茶的真味,而且融汇着天、地、人、茶的统一意念。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几乎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各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给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派,百家争鸣,儒道释三家并存,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也给茶文化的发展起着原动力的影响。光从陆羽《茶经》汇录的茶史人物来看,也几乎全是儒道释三家的代表人物。但在三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中,又以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并在茶文化体系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尤以柔静形成茶文化的主体思想特征。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复杂,社会问题急趋尖锐,难以解决,促使文化人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上寻求自我完善和解脱。同时,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王阳明倡导“心学”,反释家禅宗与道家清静溶于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强调个人内心修养。茶文化的柔静思想恰好与这种推崇中庸沿简、崇尚平朴自然、提倡内敛喜平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表现在对茶器具的追求上,紫砂器的自然古朴形象能够体现时代思潮与茶饮形式的融合。因此,大量文人参与紫砂器的创作活动,推动了士人的收藏品风尚,引导了紫砂技艺在艺术典雅情趣上的丰富与提高。

紫砂器,是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发展的灿烂成果,也是华夏文化进步的综合结晶。它的创始与兴盛,即是茶文化历史演变的必然,同时也对茶艺形式、品位、情趣的提高有关极大的推动力。

陶瓷设计与工艺:传承土与火的艺术


位于渤海之滨的唐山是我国著名的“北方瓷都”,在几百年山与水、火与土的交融中演绎着陶瓷文化。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是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重点专业,该专业有15名学生还同时拥有另一个身份——唐山市美术瓷厂和亚洲时代陶瓷有限公司的学徒。“我们与企业签署了学徒协议,学徒期满就成为企业的正式职工了!”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2015-11班的王帅同学话语中带着几分自豪。

工艺大师为学生现场讲解陶瓷设计艺术。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陶瓷设计专业有4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陶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中国陶瓷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该专业致力于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已经培育出国家、省、市级陶瓷艺术大师110多位,他们已成为唐山陶瓷行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

2015年8月,教育部正式批准该专业为国家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进一步完善“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培养模式。每名学徒要在企业完成5件难度不同的陶瓷作品,并直接接受市场检验。

瑞士陶瓷艺术家讲解国际现代设计潮流。

“陶瓷艺术需要心领神会,只有在工作岗位上才能造就新一代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刘冠伟评价说。冯清勇大师也对弟子充满信心:“我的徒弟文化基础好,基本功扎实,将来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16年10月,该专业学徒制班学生代表队参加第二届全国陶瓷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全国职业院校陶瓷类专业学生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2016届毕业生王戴,最初是慕名来报考陶瓷艺术专业,在校期间跟随师傅董辉学习陶瓷绘画技艺,为企业设计和绘制了多套茶具,深受消费者喜爱。毕业后,她婉言谢绝了企业挽留,正准备创办自己的企业。

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文化优势,该专业还广泛开展陶瓷文化国际交流活动。瑞士维维实用艺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教授考夫曼多次来学院讲学,开阔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来自俄罗斯、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陶瓷艺术爱好者等多次到学校感受陶瓷文化,体验陶瓷创作,学习制瓷技术。该专业还开展了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建设、陶瓷大师工作室建设等工作,以持续推动提升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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