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祖庙公仔”的故事

编者按:作为岭南古建筑的瑰宝,佛山祖庙不仅以北帝铜像等丰富的馆藏引人入胜,而且其高超的建筑艺术也极具岭南特色,尤其是那些精美绝伦、充满故事的陶塑、灰塑装饰,更为这座艺术宫殿注入了无穷的韵味与生机。在祖庙百年大修即将竣工之际,本报特别挑选祖庙具有代表性的陶塑、灰塑,讲述其表现的历史故事。

哪吒闹海反抗封建礼教

陶塑看脊“哪吒闹东海”。(邓伟根摄)

陶塑看脊“哪吒闹东海”位于祖庙前殿西廊,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石湾“均玉”店制造。看脊分上下两层,共塑造27个人物,人物生动,构图紧凑。

“哪吒闹东海”取材于《封神演义》,故事讲的是哪吒闹海,闯下大祸的故事。陶塑看脊上,哪吒脚踩风火轮,手执乾坤圈,威风凛凛,英气勃发,似乎正在向父亲讲述事情经过,邀功行赏。与哪吒的天真活泼相比,李靖则显得庄重严肃,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将要降临。

不惧权贵,率性而为的哪吒,寓意反抗封建礼教的伦理观念。而在他身上寄托的这种精神,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深受封建压迫的大众的愿望。

众儿孙汾阳王府齐贺寿

陶塑看脊“郭子仪祝寿”。(邓伟根摄)

陶塑看脊“郭子仪祝寿”与“哪吒闹东海”相对,位于前殿东廊,同样是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湾“均玉”店的作品。共塑造人物38个,人物栩栩如生,景观层次分明,。

郭子仪为唐代著名的大将,在平定“安史之乱”及收复长安、洛阳时,战功卓著。瓦脊所表现的就是众儿孙在汾阳王府内为郭子仪贺寿的场面,人物表情各异,但都表现出对郭子仪的敬仰。只见慈眉善目的郭子仪显得儒雅高贵,而众儿孙则显得活灵活现,人物的表情与环境相呼应,汾阳王府内一片祥和的景象被完美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唐明皇游月宫怡然赏仙景

灰塑“断桥会”。(甘建华摄)

灰塑是岭南建筑常用的传统建筑工艺,俗称“灰批”。用草灰、石灰、纸浆等混合物在建筑上塑造装饰而成,多用于门额、窗框、屋脊等处,题材多为花卉、鸟兽、山水人物等。

端肃门是人们浏览祖庙的重要入口,在门楼上方塑有一组灰塑——“唐明皇游月宫”。它由出身灰塑世家的布根泉师傅于1942年制作,为多层立体浮雕,塑有唐明皇、月宫仙女及卫士等五人。

唐明皇即唐玄宗,“开元盛世”便是他励精图治之功。唐明皇游月宫的故事见于凌蒙初所著的《拍案惊奇》,讲的是中秋之夜,玄宗一时雅兴大发,让高僧叶法善将板笏化成一道银桥直达月宫。

另据《开元遗事》载:玄宗在位时,天下太平,一片繁华安定之景象。唐明皇有一天在皇宫里对大臣说:“吾昨夜梦游月宫,诸神娱予以上清之乐,寥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至月宫,仙女数百,皆素练霓衣,舞于广庭。问其曲,曰霓裳羽衣。”唐明皇将曲默记下来,醒后将其写成曲谱,让乐师演奏,名曰《霓裳羽衣舞》。后来此事流传于民间,便有文人雅士将其写成诗文,编成戏曲,广泛传颂。

 

端肃门上的这组灰塑采用后一种说法,在构图中突出游之美景,游之怡然,唐明皇悠然自得地欣赏月宫仙景,两旁古树仙草掩映,鸟兽和鸣,一派热闹喜庆的景象。

西子湖断桥许仙夫妻喜重聚

灰塑“断桥会”。(甘建华摄)

灰塑“断桥会”位于万福台西门楼上方,是一组多层立体式灰塑作品。其内容取材于传统戏剧故事“断桥会”:蛇仙与侍女小青思慕人间生活,下凡与书生许仙结成美满姻缘,金山寺长老法海却要拆散这对夫妻,并将许仙骗囚于寺中,后来,许仙三人经历许多磨难与曲折,终于重逢于杭州西子湖上的断桥,夫妻、姐妹重新团聚。

灰塑“断桥会”是布锦庭民国初年的作品。布氏是佛山著名灰塑艺术世家,布氏家族灰塑作品的特点是玲珑通透,层次分明,主题突出,色彩明快。布氏灰塑多装饰在建筑物高处,绘画线条一般较为粗劲,也充分考虑了仰视效果,让欣赏者站在平地观赏时感觉舒服自然。祖庙内制作的各组灰塑作品,是同类艺术创作中的佼佼者,多为布氏家族的代表作品。

桃园三结义成就英雄事业

灰塑“桃园三结义”。(甘建华摄)

灰塑“桃园三结义”位于崇敬门顶部,与端肃门顶部的“唐明皇游月宫”相呼应。内容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第一回“祭天地桃园结义”。传东汉末年,天下纷争,王室衰微,各具才华的刘备、关羽、张飞恰巧相逢,三人意气投合,于是在河北涿州“桃园三结义”,誓同生死,救国扶危,匡复汉室。

精选阅读

深度:石湾公仔,复兴呼声中的探索


佛山首个以大师命名的陶艺馆——柏林展馆在禅城石湾陶瓷公仔街开馆

“在西方批评家眼中,能与罗丹相比较的中国雕塑家竟然是石湾的陶塑艺人,而不是美术学院里的教授。”然而,时至今日,石湾公仔如果没有大的推广创新,将始终走不出岭南文化圈;而石湾公仔要想实现产业升级,又亟须政府外力助推。如何突围,如何复兴,佛山的先行者潘柏林大师等作了探索……

近日,上海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到我市参加一个全国陶瓷原产地地理标志会议,收到主办方赠送的礼物,转送给潘柏林。这位佛山土生土长的陶艺大师打开一看,是景德镇瓷瓶,顿时心里五味杂陈。

同是陶瓷艺术品,为何石湾公仔在家门口都抵挡不住景德镇瓷器?每遇宾客上门,潘柏林便说起此事:“我们确实要反思,提升石湾公仔的创作理念、宣传推广方式、产业发展水平。”而于昨日开馆的佛山首个以大师命名的陶艺馆——柏林展馆,亦是这位陶艺大师借鉴现代包装手法,探索传统石湾陶瓷艺术发展新路的一次尝试。

在“智慧佛山,文化先行”实施战略的大背景下,石湾公仔迎来了图变求强的机遇。潘柏林和他的同行们冀望以此为契机,实现行业的复兴。

走不出岭南文化圈

石湾公仔如果没有大的推广创新,与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谈起石湾公仔曾经的风光,潘柏林无限感慨。

“解放之初,佛山陶艺大师刘传到过国内几所顶尖大学授课,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守智介绍,当时学校计划出一本石湾陶艺的教材,最后因为艺术之外的原因而搁置。广州美院教授胡博在文章《谈“石湾公仔”》中说到,在西方批评家眼中,能与罗丹相比较的中国雕塑家竟然是(潘玉书等)石湾的陶塑艺人,而不是美术学院里的教授。”

在今天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上,宜兴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的一个紫砂壶拍出1200万元的天价。刘传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比顾景舟早9年,其陶艺作品现在的市场价却远低于此。

价格不能说明一切,却映照出石湾公仔影响力式微的现实。宜兴紫砂壶、景德镇瓷器,借助拍卖、展览、宣传等商业手段,包装成高端产品,销售网点覆盖全国。石湾公仔主要销售市场始终是粤港澳地区,部分出口到海外华人聚集区,总体上还没有走出岭南文化圈,市场蛋糕做不大。

“宜兴、景德镇的陶艺影响力大,与其市场化水平高分不开。”潘柏林分析,改革开放后,石湾的建陶、洁具发展起来,经济效益好,陶艺相对不受重视,这也不足为奇;而宜兴、景德镇经济结构单一,政府、从业人员只能不断创新,想尽办法提高陶艺市场化水平,艺术创作贴近市场需求,营销手段日益纯熟。

“历史上景德镇是官窑,景德镇瓷器现在也被中央政府作国礼赠送外宾;宜兴紫砂壶是文人把玩之物,借助诗词歌赋传播面也很广;石湾公仔,自古是民间手工艺品,局限于岭南。”石湾青年陶艺家凌康强说,景德镇、宜兴近年大力宣传其陶艺文化价值,强化其高端形象。石湾公仔如果没有大的推广创新,与它们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山寨产品引发恶性竞争

山寨货大行其道的背后,存在着缺乏自主销售渠道的硬伤

“三堆仔”的两千年与二十年


学者吴凯向记者展示瓦当乳丁纹和绳纹。

二桥村民潘妃寿和他的“传家宝”汉代上马石。

“这地方叫‘三堆仔’。”面对记者的询问,一位戴着“铜鼓帽”在田间摘菜的妇女抬头答道。当然,她说的是难懂的当地方言――雷州话,记者和她的交流,全靠带记者一路跋涉来到这里的徐闻文化学者吴凯的“翻译”。

这块叫“三堆仔”的海边丛林高地,因为20年前一次考古发掘后的泥土回填,如今成了一片平整的菜地,田垅间汉瓦、陶器残片仍随处可见。1993年,在琼州海峡北岸徐闻南湾二桥、仕尾村包括“三堆仔”进行了汉代文化层局部探方发掘,出土了大量2000年前的汉代文物,其中的“万岁”瓦当和龟纽汉官铜印“臣固私印”等弥足珍贵,有力地证明了此地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郡治府衙遗址。

发现200多座汉墓,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一湾、两村、三岛……如今这片区域已被划定为“大汉三墩旅游景区”。然而,和仅数里之遥的南湾岬角上的粤海铁路火车轮渡徐闻北港码头的现代和繁忙形成鲜明对比,这边的一切还保持着原生态。也许是汉代的历史太过久远,也许是纯朴的人们过惯了农耕渔作的平淡生活,政府近年来新建的徐闻“古城墙”“汉文化”园区等景点鲜见游人,成为这片红树林港湾和热带红土田园丛林间的点缀――不管是2000年,还是20年,在当地人的眼中似乎都只是“等闲”。

雨过天晴,遍地文物

徐闻地处热带,5月已是雨水连连。初入村庄,正是雨过天晴之时。刚被雨水冲刷过的红土烧瓦、火山石砌墙的村落民居显得格外鲜亮。沿着土路穿过一片片香蕉、芒果和榕树林,吴凯不时和遇到的戴着“铜鼓帽”、扛着各色古朴农具的老乡用雷州话热情地打着招呼,因为多年来的发掘和考察,他已经是村民眼中的熟人了。

从20年前的文物发掘开始,吴凯作为当时县里文化部门的技术负责人,协助省市专家做了大量工作,后来成为徐闻博物馆馆长。退休后,吴凯更是考察、著书忙个不停,堪称徐闻历史乃至整个雷州文化的“百事通”。

乡间的土壤和乱石间,夹杂着许多瓦砾砖块,有的色泽光鲜。“别看它们不起眼,却是汉代文物。”吴凯说着随手捡起一块石块一般的碎片,“这是西汉时期的。”

细观吴凯手中的砖红色瓦片,上边的乳丁纹、绳纹等印记清晰可见。“从建筑学角度来看,这些纹理可以使瓦片扣得更加紧密,从民俗角度来看,还象征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吴凯说,“相对完整的、刻有文字的瓦当等文物都放到了博物馆,这些残片就留在了原地。”沿着村路一直前行,无论是泥土覆盖的路面,还是杂草丛生的路旁,抑或大门洞开的院内,都可以看到残瓦和陶瓷碎片。“这是南北朝的陶器”“这个好,看釉色应该是宋代龙泉窑瓷器”……吴凯不时为记者的“发现”答疑解惑。

记者来到了退休教师潘老师家,当年就在这350平方米的地方,出土了汉代生活遗址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万岁”瓦当。瓦当上清晰可见“万岁”二字,表明这里是当年高规格的建筑――徐闻府衙的所在地。在整个雷州半岛地区,这样规格的汉代遗址仅见于此。

被深埋山林中的历史

说到汉瓦等文物,在历史悠久的中原地区等地或许并不鲜见,但出现在中国最南端的海滨丛林,却是惊人的发现,它默默见证着2000年前的徐闻古港治所与数千里外的汉朝中央政府的联系。

这样的历史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掘和整理,还有许多谜团有待解开。热带海滨恣肆生长的植物和漫长的海疆变迁史掩盖着一段段历史的真相。漫步在南湾二桥村中,如今只是感受到最原始、自然、质朴的山野气息,杂草丰茂,绿树成荫,村在林中,林在村中,而村和林又都在“山”上。吴凯解释说,此非山,而是各个时期人类生活形成的文化堆积,在这片区域内有4个“汉代文化平台”。“这里如果能进行更大面积的深入挖掘,势必会有更为丰富或更让人惊喜的收获。”吴凯推测说。

同是文物,“待遇”有异。早年,从陕西的秦朝阿房宫遗址出土了一些秦代建筑残片,随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对阿房宫遗址的保护力度也是越来越大。每当提到这些,吴凯就感慨万千:“同样是厚重的历史文化,徐闻出土的文物甚至比阿房宫的还要珍贵、丰富,数量也远比其庞大。但由于地处偏远、没有名气,才一直被埋没于此。”(

陶瓷文化:解析张公巷窑出土瓷器


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遗址中心区面积约3600平方米,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在汝州张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发现一些类似汝窑瓷器、窑具和素烧坯残片,遂引起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高度重视。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张公巷东、西两侧分别开挖探方两个,发掘面积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个和过滤池1个,出土了一批张公巷窑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瓷器和窑具。

这次挖掘出土的遗物分别为唐、宋、金元和明清四个阶段,其中唐代的遗物有白釉、黑釉、黄釉、花釉瓷和三彩器等。宋代遗物以白釉、黑釉瓷为主,器形有碗、罐、瓶、盆等。此外还出土极少量的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碎片和窑具。金元时期是张公巷窑的繁荣时期,在清理的79个灰坑中,有59个属于这一时期。明清遗存有井和房基,值得一提的是,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花瓷,器形有碗、盘、碟、杯等。

在发掘揭露的灰坑中,有20个灰坑内出土张公巷窑生产青釉瓷或素烧坯残片,坑内堆积绝大多数是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物种类多达10余种,能复元的器物共计150余件。遗物除青釉瓷外,白釉、黑釉、豆青釉、钧釉和白地黑花瓷等,与该窑址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青釉瓷是张公巷烧制的唯一产品。

张公巷窑青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而两种花口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则为汝窑所不见。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三、四、五和六枚。

上图为“花口板沿平底盘”,

下图为“花口折腹圈足盘”。

从整体上看,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釉。釉色可分为卵青、淡青、灰青、青绿等。器物薄胎、薄釉,釉面玻璃质感较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色,胎质细腻坚实。

下图为“深腹碗”。

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裹足洗、椭圆平底洗、圆形平底洗、板沿平底洗、四方平底洗、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器盖等。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碗、盘类器物的圈足上常见透明釉,露胎,部分圈足底面无釉。

下图为“椭圆平底洗”。

下图为“盘口细颈瓶”。

这些器物往往采用垫烧,也有少量支烧的。器底支钉分三、四和五枚,支钉痕呈规整的小米粒状。窑具以匣体、垫饼和垫圈为主。匣体有浅腹漏斗状、深腹漏斗状、浅腹筒状和深腹筒状四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匣体的外壁常常涂抹耐火泥,此工艺仅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地层堆积和灰坑打破关系复杂,该窑的烧造年代尚难断定。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明显承继了汝窑的风格。从地层堆积来看,元代张公巷是繁荣的居民生活区,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推测,张公巷窑烧造青釉瓷的年代大致在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

张公巷窑....两宋极品青瓷的代表

出土瓷器——汝州张公巷窑

外传瓷器——汝州张公巷窑

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的专家们,对张公巷窑址出土的文物,畅谈了各自的看法,现部分整理如下: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首先,在张公巷窑址首次发掘出土较多的窑具、丰富的素烧坯残片及有别于汝窑的青瓷器,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汝窑烧造工艺的流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青瓷的文化内涵。其次,这次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在此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综合上述几点,我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第三,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窑的可能性。

赵维娟(郑州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我们通过对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片与宝丰清凉寺出土的瓷片的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发现,张公巷瓷片胎质含氧化铝比清凉寺的高,氧化钙的含量相近,氧化铁张公巷的含量比清凉寺的低。用模糊聚类分析可以看到张公巷瓷片和清凉寺瓷片中胎质成分不一样,说明当时做胎用的原料不可能到太远的地方去运,是就近采用。通过对釉样品的测试比较,张公巷出土瓷片中氧化硅的含量高于清凉寺的,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呈玻璃状。两者的含铁量大致相同,釉中清凉寺的氧化钙高于张公巷的。清凉寺瓷片中的氧化锰的含量高于张公巷的,因锰和铁都是重要的着色素,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色稍淡了一些。综合以上分析,清凉寺汝官窑和张公巷窑的瓷釉配方关系是相承的;清凉寺与张公巷两处烧瓷用胎原料产地不同;两者间釉的产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张公巷的瓷比清凉寺的瓷更好。

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看了张公巷发掘出土的东西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对张公巷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张公巷从唐代开始,历经宋、金、元、明、清,烧造历史长。唐代应为民窑性质,到了北宋末烧造的品种单一,瓷片完全是单一的青色釉。到了金、元文化层又有民窑的东西,还兼有北宋的青釉瓷器。对于出土的北宋灰坑,让我感到十分惊讶,里边瓷片这么单一,说明这个时期不是民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我认为张公巷窑在北宋末期,是官窑性质。到金元时这品种还没完全消失。我想今后还会发掘出大量的实物资料。张公巷虽取得重大成果,能达成共识的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是非常重要的。我呼吁要下大力气来保护好张公巷这个窑址。

李知宴(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张公巷窑址有王者气派,在宋代普通百姓是不可能使用这种瓷器的。宋徽宗很有文化修养,烧造的瓷器也符合其审美情趣。张公巷窑址的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其瓷烧成好、明亮、玻璃质感强,开片与汝窑不一样,像冰状一片压一片,有与南宋官窑相承的地方。在瓷片堆积方式上是一堆一堆的,与其他官窑堆积方式一样,皇宫不允许官瓷向民间流传。张公巷出土文物的艺术风格和品位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生产出来,不可能是金代的东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窑它也是河南地区艺术品位较高的窑,还要进一步发掘。

伊藤郁太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2001年我第一次到汝州看到张公巷窑址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看了出土的碎片,很希望能进一步发掘。我为今天终于看到发掘而感到非常高兴。围绕张公巷最主要的是年代问题,通过看其造型、釉胎,进行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随便简单地说是官窑的东西。在年代确定上有两条,一是传承问题,从清凉寺到张公巷再到南宋官窑,有其传承的关系。二是使用者的问题。其产地、场地不一样,从瓷片器型上看,作为官窑它能代表皇帝的审美品位,反映了新一代皇帝的审美观点,从釉色、胎土、造型气势上和徽宗皇帝审美品位是合拍的。2001年我看到时,就推断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说是官窑,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窑,金皇帝没这个品位。张公巷是北宋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从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造型看,特别是折腰碗等继承了晚唐的风格,特别追求形式美,在当时是风行的,我判断应是北宋的,具有唐、宋窑的特征。要进一步弄清北宋官窑,找到完整的器物还要进一步发掘,进一步确定其年代。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根据考古的文化层我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应为金元时期,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定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是金元时期的窑址。

美人祭的故事


“美人祭”是一种瓷器,也叫祭红或霁红、积红,属颜色釉范畴,色红而润泽细腻,呈色安定而不流淌,是红釉中的上品,以明代所产的最为珍贵。

从前,有一个皇帝,一天,不小心把一只玉石酒杯摔碎了。这只酒杯可是一件稀世珍品啊!它小巧玲珑、鲜红透亮,在太阳或灯光的映照下,它放射出耀眼的红光,就象一团火焰在燃烧。皇帝把这只酒杯看成最心爱的宝物,每天用来斟酒,第一杯敬天,第二杯敬地,第三杯敬祖宗。这样的酒杯打碎了,皇帝还能不心疼?

他心急火燎,立时召来文武大臣,下令要他们再搞到一只。大臣们听了,你看我,我看你,不敢作声。因为他们知道,这只酒杯,是一位石匠在十万大山中偶尔发现了一块红宝石,采出来做成的珍品,要再搞到一只,真比登天还难哩!皇帝见大臣们不回话,气得跺脚又挥拳。大臣们见皇帝发了火,吓得浑身打颤,一齐趴在地上,连气也不敢透啦!这时,有一位姓潘的大臣,自告奋勇地向皇帝提出,他可以搞到一只同样的酒杯。潘臣为什么敢在皇帝面前打保票,说他可以搞到同样的酒杯呢?原来,两年前他南下巡视,来到江西景德镇,看到这里的瓷工用泥巴烧做出来的景德镇瓷器,洁白晶莹,跟玉器一样的精美,心想:既然景德镇的瓷工能烧出白莹莹的瓷器,就不能烧出红艳艳的瓷器吗?他当即领了圣旨,耀武扬威地来到镇上要瓷工为皇帝烧造这种颜色的酒杯。景德镇的瓷工听到这个消息可慌了神,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烧过这种红颜色的瓷器!然而,皇帝的圣旨是不能违抗的。

瓷工们百般无奈,开始点火试烧起来。大伙儿烧了一窑又一窑,可一件红颜色的瓷器也没有烧出来。潘臣心里也急了,他想,要真是烧不出来,自己丢了官事小,犯上个欺君之罪,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他越想越害怕,就对瓷工下了最狠毒的命令:假若在限期内烧不出,就将瓷工们处死。瓷工中有个姓梅的看火老师傅,他有一个女儿,名叫梅英。梅英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爹爹整日在窑里操劳,熬红了眼,累弯了腰,而红颜色的瓷器依然烧不出,就找了个机会,对父亲说:“爹爹,我们还是趁早逃跑吧!”、“逃跑?”梅师傅一听,摇了摇头,说:“我们逃跑容易,可镇上还有许多瓷工呢!”、“这——”梅英把话咽下去,不作声了。梅师傅接着说:“我们瓷工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只有设法烧出红瓷器来,才能保住大家的性命,使景德镇的窑火一代代旺下去。”梅英听了爹爹的一席话,羞愧得脸红了,双颊上象搽了层胭脂。是呀!自己都已经十六岁了,怎么一点也不懂事,竟想到逃跑!可怎么才能烧出红颜色的瓷器呢?梅英急得吃不香,睡不安。这天晚上,梅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老想着爹爹和瓷工们在窑前苦苦烧瓷的情景。不知过了多久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她只见一位白了苍苍的老爷爷来到她的床前,对她说:“姑娘,你不是想烧出红颜色的陶瓷来吗?景德镇郊外的东南乡有一座高岭山,山顶上有一种红釉石,找到到它,就有办法了,你怕不怕困难?”、“不怕!不怕!”梅英大声地喊着。这一喊,把自己喊醒了。梅英很惊奇。她连忙爬起床,跑到窑上,把梦里的事说给爹爹听。梅师傅根本不相信,说:“梦里的事不能当真,高岭山我去过多次,从没见到有那种红釉石。”可梅英想到潘臣规定的限期已近,与其看着爹爹与瓷工惨遭杀害,不如去找找看,万一找到了,岂不是救了大伙的命吗?于是,她一个人悄悄地奔向高岭山,高岭山,高万丈,光秃秃的,寸草不长,到处是狼牙怪石。望着悬崖陡壁,梅英倒吸了一口冷气,有些胆怯。可是一想到瓷工们正在窑前受熬煎,一想到景德镇的窑火应该一代一代旺下去,梅英就有了勇气。她一步步地在悬崖陡壁上攀登,爬呀爬呀,当她用出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攀上一个悬崖时,不料,穿在脚上的那双鞋子却掉下了万丈深渊。没有鞋子怎么行呢!梅英只好脱下身上的罩裙,撕开来包在脚上,一步一步地向山顶爬。一会儿工夫,脚上的布又被锋利的岩石撕破了,皮肉也磨破了,鲜血一滴滴地流了出来,伤口痛极了,梅英简直不敢再走了。这时梦中那位老爷爷的话在她耳边响起:要想找到红釉石,就不能怕困难。梅英顾不上双脚在流血,倏地站起来,继续向山顶爬去。梅英爬起又跌倒,跌倒又爬起,每爬一步,脚下便印出一朵血花,一朵又一朵,弯弯曲曲地伸向山顶。当梅英爬到山顶,由于流血过多,便一头栽倒在岩石上,昏迷过去。再说梅师傅回到家里,不见了女儿,估计她一定到高岭山去了,就顾不得疲劳,连忙奔向高岭山。当他顺着血迹,找到了女儿,女儿已经双目紧闭,离开了人间。梅师傅抱着女儿哭得死去活来,那悲切的呼唤,一声声撼天动地。

当他把女儿埋葬后,发现女儿躺过的地方,被鲜血浸透了,变成红艳艳的石头。梅师傅知道这就是要找的红釉石,就挖了出来,带回窑上,研磨成釉浆,涂在瓷坯上,经窑火一烧,果然,那釉面殷红光彩夺目的瓷器烧出来了。望着用女儿鲜血凝成的红色瓷器,梅师傅的眼泪就象泉水一般涌了出来。潘臣拿到比原先还要艳丽的红颜色酒杯,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即赶回京城,呈献给皇上。皇帝见了,连声赞叹,更加格外珍爱,还为潘臣加封,连升三级。谁能想到潘臣的高官厚禄,却是用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的生命换来的!瓷工们为了纪念梅英,就把这种红颜色的瓷器,取名为“美人祭”。今天,在高岭山的山岩上,还可以寻见斑斑点点红的石头,据说,那是当年梅英的一腔热血浇灌出来的血花!

瓷器上的历史故事


从明朝起,瓷器越来越具有观赏性,画面也不再单一,制瓷艺人开始学会讲故事

瓷器自由陶器演变而来以后,就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精致,而陶器还保持着它的质朴的品质和粗砺的外表。

细腻的瓷器更容易让制瓷艺人产生各种美好的联想,富贵吉祥、妻贤子孝、欢庆锣鼓各色喜庆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发展到清朝前期,青花、五彩瓷器上又出现了一大主题,那就是历史故事。

有的历史故事因为篇幅比较长,还会出现类似“连载”的情况,就是一个故事必须用一套瓷器来叙述,每件器物只是故事中的一出或一个场景;而篇幅短的故事,在同一件器物上就能运用它的几个侧面来一次说清。

早在数百年前,画工就知道出现在瓷器上的故事必须大都家喻户晓,这样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如果都是陌生面孔谁还会买呢?因此世俗的主题应运而生,明亡以后,宫窑匠人流落在民间,于是更精良的工艺和世俗主题同时出现在清朝前期。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突出这些故事的情节,越曲折越好,哪些场景冲突多就描绘哪些。于是,一些神话和传说出现在瓷器上: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西游记等。而民间故事和话本也为瓷器提供了另一个故事来源,比如空城计、《西厢记》等。因为《西厢记》这份古典的浪漫更有人情味,所以也被描绘得更多,所以瓷器发展到清初又成为文人雅士眷顾才子佳人戏的一个艺术载体。德-化-陶-瓷-总-站

在我们此次展示的《西厢记》青花碗中,一出才子佳人故事有序地开展:

唐贞元年间,洛阳书生张君瑞远赴长安赶考,途经河中府探望了好友白马将军,并游普救寺。正巧前朝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携女儿侍从等也路过此地暂住。于是莺莺、红娘与张生佛殿奇逢后,就演绎出张生与莺莺、红娘三人一里一外地待月西厢。

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英雄救美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通行的章节,待月西厢之人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叛将孙飞虎的出现为张生救美创造了条件。孙将军为传说中的莺莺美貌所惑带兵抢亲,在崔夫人求救无门时,许愿:“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不知张生是为了这纸婚约还是真的见义勇为,总之,是他请来了白马将军,战斗场面在这只口阔20cm的青花大碗中也有表现。

神话故事也是民间对美好事物遍布人间的寄托。八仙、麻姑、《封神榜》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麻姑做为道教女仙,“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关于麻姑的传说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麻姑原是亲见“东海三为桑田”的仙人,是长寿的象征,所以后世不同艺术载体都将麻姑献寿当做吉祥的作品献给尊长。

清道光年间的四只粉彩麻姑献寿碗,直径都只有8.5cm,是一口“小平珍玩”款。杯形玲珑小巧,方寸间以粉彩描摹麻姑献寿,人物纤毫毕现,印证了“道光所绘人物亦有极精者”的记载。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人物也是瓷器的绘画题材。清康熙年间五彩三国人物故事图筒瓶以24.2万的价格在北京保利春拍中成交。瓶身成直筒形、撇口,五彩绘刀马人物,为执双股剑之刘备於虎牢关大战执方天画戟的吕布。康熙“刀马人”画片为清代之冠,列阵厮杀、“奇伟可喜”。此瓶有趣之处在於所绘观战者为几个小童,有二童则对战争场面熟视无睹,仍然蹴鞠为戏。这也显出康熙晚期的太平盛世,战争已成回忆,对儿童而言,“刀马人”不过是一出戏曲罢了。

诗仙李白一生洒脱,民间文学对他的记载总是和不羁有关。清康熙年间出品的这尊青花李太白故事花觚造型秀美,青花发色浓艳有层次。尊上部绘“李太白醉草吓蛮书”故事。腹部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康熙朝政宽松,无文字狱。明代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等均能以明的遗民自居。因此,这一时期出品的诗仙花觚有可能为时代之写照。

关于青瓷的感人故事


在英语词汇中,有一个单词celadon,专门指称中国青瓷。其词源来自于法语“雪拉同”。而“雪拉同”原是著名舞剧《牧羊女亚司泰来》中男主人公的名字。这里有一个真实而动人的故事。

官窑青瓷莲花对碗-艺术瓷碗

十六世纪晚期,法国巴黎盛行罗可可艺术,非常讲究新艺术的别致精美风格。这时,一个阿拉伯商人从中国购了一批龙泉青瓷来到巴黎。阿拉伯商人与巴黎市长是好朋友。这一天,市长在官邸为女儿举行婚礼。婚礼非常华丽、热烈、隆重,巴黎的达官贵人、名流淑女,群贤毕至。随着优美的音乐,台上演着舞剧《牧羊女亚司泰来》。

阿拉伯商人提着一只精致的皮箱来到市长官邸,向市长、新娘、新郎道喜。他打开皮箱,取出一件龙泉青瓷摆在市长面前,说:“先生,这是我送给新娘的结婚礼物。”

市长面露喜色,捧起青瓷,仔细观赏。瓷器通体流青滴翠,玲珑剔透,幽雅静穆。市长眉色飞扬,啧啧称奇:“美极了!美极了!美得无与伦比!”

新娘十分喜爱,问道:“尊敬的先生,这么漂亮的宝贝从哪里来的啊?”

“东方的古国中国。”

“太美了!它叫什么名字?”

“这个……”阿拉伯商人拍拍脑门,摇了摇头:“对不起,小姐,我忘记了它的名字了。”

“嗳,真可惜,这么漂亮的宝贝竟然没有名字。”

此时,市长高兴地喊起来,“女士们,先生们,请过来观赏中国的宝贝。快过来看看,为它取个世界上最美丽,最动听的名字。”

贵宾们纷纷围上来,争相观看,啧啧称赞,一时间,许多美妙的赞辞落到了这件青瓷的身上。但市长对宾客们取的名字并不满意。正在这时,舞台上传来优美的情歌。市长往舞台上瞟了一眼,雪拉同与他的情人牧羊女边歌边舞,雪拉同身上那件碧青华丽的衣裳,飘忽在市长眼前,异常美丽。他心中豁然一亮:雪拉同的衣裳与中国的宝贝相似,雪拉同的艺术形象与中国宝贝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他把青瓷高高举起,大声嚷道:“雪拉同,中国的雪拉同!”

从此后,龙泉青瓷—“雪拉同”的美名蜚声欧洲。欧洲人以“雪拉同”作为最珍贵的礼品赠送朋友,表示相互的深情厚意,如同雪拉同与牧羊女那样的纯洁高尚的爱情。

这是一个喜剧色彩浓郁的西方故事,但在“雪拉同”的诞生地,却流着另外一个感人至深的悲壮传奇。

这是一个关于祭碗窑的故事。有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叫叶青姬,她的父亲叶老大带领窑工们正为窑主烧制一批宫廷祭用瓷;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烧了一窑又一窑,尽是些歪头劈脑的废品。眼看工期将到,窑主发怒,宫廷派来的监工更是恼羞成怒,扬言这最后一窑再不成功,就要把叶老大一家和所有窑工全部问斩。

善良、刚毅的叶青姬,为了拯救父亲、家人和相濡以沫的窑工们,纵身祭窑。

失去女儿的叶老大,强忍悲痛,对烧窑更加谨慎了。终于,叶老大烧出了温润如玉、清脆韵致、明滑透亮的青瓷。大家都说,这是叶青姬的化身,所以才烧出如此精品。为了纪念叶青姬,窑工们称她为“九天玄女”,世世代代供奉在自己的窑场里。同时,将贡品瓷器以龙泉方言称作“青瓷”,谐音“青姬”。在龙泉期间,从今天的陶艺师嘴里听到上面两个关于青瓷的故事,深为感叹。前者是喜剧,是美好;后者是悲剧,是悲壮。前者是对青瓷的无限赞美,是对青瓷艺术造诣的极致评价;后者是对青瓷诞生之不易的崇敬,是创造者对创造物的虔诚神化。在作者看来,这两个故事,正好是从两角度,阐述了青瓷所隐含的神奇寓意。

“雪拉同”—巴黎为之倾倒,欧洲为之倾倒,寓意着青瓷的神奇价值和艺术魅力;“叶青姬”—美丽的中国姑娘为之殉难,寓意着青瓷是中国人智慧和中国文明的凝集。

聆听“毛瓷”的故事


聆听毛瓷的故事

在中国璀璨的现代陶瓷艺术长廊中,有一种被业内人士称作“毛瓷”的独特瓷器。此种瓷器之所以能闻名于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批研制生产于文革晚期的瓷器,是毛泽东主席专用瓷。由于该种瓷器工艺水平高、存世量少,并且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因而备受陶瓷爱好者的推崇。1996在北京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68件“毛瓷”首次亮相,就以870万人民币的总成交金额被拍卖一空。

昨日,当年毛主席专用瓷项目的总负责人,时任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副所长的杨火印先生专程来到西安,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漫步于美丽的世园园区,这位年近古稀的陶瓷大师,向本报记者讲述了那段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了三十余年的“毛瓷故事”。

历史面纱下的“7501工程”

1975年初夏,时值“文革”后期,当时只有31岁的杨火印,忽然接到了一项来自中央办公厅的秘密政治任务。“任务下达时的原话是,要求我所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研制生产一批生活用瓷,但却不能告知这位使用者究竟是谁。”讲到这里,白发苍苍的老人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当时虽然不能明说,但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知道肯定是为毛主席研制瓷器。”

在接到这项政治任务后,制作主席专用瓷就成了研究所的头等大事,由于时值1975年,便将这个项目称为“7501”工程。在确定了目标和时间后,杨火印和他的团队,便一头扎进了瓷器的设计生产中。“据说在我们之前,湖南曾经生产了一批以红苹果、红辣椒为主题画面的彩瓷样品,送往北京后并未受到好评。因此,我们所生产的瓷器不能仅有实用性,还要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在经过了反复研究和讨论后,最终确定了高白釉的技术路线,以明正德官窑瓷器型为蓝本,予以改进和创新,在釉上使用清新雅丽的“水点桃花”,釉下则使用毛主席最喜爱的红梅花面。“经过近半年时间的手工制作,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万余件成品,其中的435件被送往北京,供毛主席使用。”

杨火印透露说,当时中央下达的指令是,挑选后剩下的瓷器必须全部销毁,不得流出。“但这些瓷器凝聚了我们全所人的心血,实在舍不得。”于是杨火印上报领导征得同意后,将其封存在仓库中。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瓷器陆续流向社会,便成为了现在备受推崇的“毛瓷”。

大师赞叹世园会“精、美、奇”

转眼间,当年一手带领大家圆满完成“7501瓷”制作任务的杨火印,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但每当说起往事,他却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记得我上次来西安,还是1967年因公出差。当时还没有兵马俑,我只去了华清池,但西安深厚的历史底蕴,仍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隔44年再次来到西安,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杨火印惊奇不已:“我没有想到,虽然西安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大都市,但这里文化氛围却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浓厚,带动全国文化进步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谈起漫步世园会的感受,杨火印则用“精、美、奇”三个字来形容:“整个园区的布局精致而富有意境;树丛、花海、水面交相辉映,美不胜收;长安塔、创意馆等建筑争奇斗艳,运用了许多独特的艺术手法,令人目不暇接。”杨火印表示,世园会的宽阔而清澈的水面景观,让他不禁想起了鄱阳湖畔的家乡:“西安虽地处北方,却也有南方小桥流水的意蕴了。”

事实上,虽然年事已高,但杨火印攀登艺术高峰的热情却从未停歇过。为了延续和发展“毛瓷”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杨火印又在“7501”的胎质上加以改进,创作了“7501”艺术版陶瓷。“在研制‘7501’陶瓷时,我一直有一个遗憾,由于技术不成熟,只能制作碗、盘杯等小型瓷器,没能做成大型瓷器。”而如今的杨火印,运用当年“毛瓷”的制作手法,配合现代工艺,终于做出了大型瓷器。“这桩沉浸在我心中半辈子的心愿,也总算得到了一次了解。”

吴道子和钧瓷的故事


名扬海外的钧瓷,据传是唐朝大画家吴道子和几个老窑工一起烧制成功的。吴道子是民间画匠出身,喜欢和老百姓打交道。凡是穷人向他求画,他是有求必应。唐朝天宝年间,吴道子的画成了宝画,一幅画能值二十石米。玄宗知道这情况以后,心想:要是平头百姓都有了他的画,这还有啥主贵的?于是挖空心思,给他赠了一个美名叫“封笔吏”,没有皇王圣旨,不准随便作画。吴道子一气之下,告病回到了故乡阳翟(今禹州市)。

这一天,吴道子到古钧台游玩散心,他看到古钧台旁边有不少瓷窑,窑工烧制成的瓷器,尽管胎质浑厚,工艺精细,可就是釉色非常难看。道子心想:朝廷封了我的笔,但封不了我的双手,我帮助家乡父老想想办法,改进一下瓷器釉色,这总不会犯啥王法吧?

吴道子来到一窑场门口,窑工们认出他是大画家吴道子,连忙热情地把他请进屋里。窑工为他倒了一碗清茶,递了过去。吴道子接过茶碗仔细看了一阵儿说:“这瓷碗做得够精细的,如果改进一下釉色,就是一件瓷器珍品。”

屋里坐着两个窑工,一个叫卢青,一个叫卢红,他俩是一圣亲兄弟。听罢吴道子的话,卢青叹了口气说:“先生有所不知,俺爷当年是个烧窑高手,为了攻破釉色这道难关,花费了半辈子的精力。他一直摸索到八十多岁,才算烧出一件色彩如玉的花瓶。不料这花瓶出窑以后,被窑霸抢走了,爷爷上门去要,被窑霸一脚踢死在地上。俺爹爹一生,只知道配方,上釉,可就不知道料里是啥成分。爹爹去世后,俺兄弟俩也费了不少工夫,可是搞来搞去,总不成功。”

吴道子听罢,起了一会儿,说:“我们画匠对颜料十分讲究。我曾用神垕山上几种彩石配制出一些颜料。百姓们都称我是神笔,其实是这种颜料帮了我的大忙。”

卢红上前恳求说:“吴先生,能不能用你的颜料在俺坯子上试一试呢?”

吴道子笑了笑说:“这当然可以喽!我又不怕你们抢我的生意!”

卢青拿出早已制成的坯子,请吴道子往上面涂抹他配制的颜料。涂好以后立即装窑里烧。几天过后出窑了,打开匣钵一看,只见件件卢氏兄弟双跪在吴道子面前,感激地说:“吴先生,你给窑家带来了希望,窑民子孙万代都要感激你啊!为了纪念先生为家乡烧出宝瓷,这瓷就取名叫‘道玄瓷’吧!”

吴道子扶起卢氏兄弟,摇着头说:“这万万使不得。这瓷虽是道子配料,可主要是经过你们兄弟俩烧窑,火工也是重要哪!这是大伙儿的功劳。咱阳翟这地方,存有几千年的古迹‘钧台’,这瓷就叫钧瓷吧!让它和钧台一样流传百代。”

关于钧瓷“鸡心杯”的故事


本世纪以、二十年代,北京文物市场上先后出现过一对宋钧窑鸡心杯和一件钧窑花盆,在国内外古董中引起轰动。现在,那对鸡心杯在天津博物馆收藏,那件花盆在美国博物馆保存。老古董商谈起这段往事,是津津乐道,颇有兴味。

巧买鸡心杯

民国元年,博韫斋在琉璃厂开张,一位跑合拉纤的古董商李竹君来到柜上,跟经理杨伯衡讲:“我给你介绍号买卖,后门梳头刘家有对鸡心杯要卖,是不是宋钧窑瓷器,就全凭你的眼力了。”

李竹君领着杨伯衡来到后门迺子府,走进“梳头刘”(给西太后梳头的太监)的府上。梳头刘给杨伯衡看一对鸡心杯,声称这是“老佛爷赏的”,你们卖古玩的也没见过的好钧窑。杨伯衡一看这对鸡心杯确实是传世珍宝,小巧玲珑,造型魅力。看釉色是蓝色的乳光釉似蓝天,几块海棠红色,像是红云在蓝天飘荡。杨掌柜被这对鸡心吸引住了。

梳头刘说是西太后赏给他的,到底是不是赏的,谁也不知道。这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鸡心杯是供皇帝使用或欣赏,是历代皇帝传下来的,由宫廷珍藏的国宝。

杨掌柜看杯子,梳头刘问:“你看这杯子值多少钱?”杨伯衡反问他:“您要多少钱?”梳头刘说:“我要买所前后两个院的四合院,三十来间房子,得多少钱?”杨说:“我是做古玩生意的。您说要买的那套房子,我说不准价钱,估摸着怎么也得千、八百块钱。”“我想用这对杯子换那套房子,那你就给我一千块现洋吧!”“一千块可不值,最多也超不过八百元。”梳头刘一转高声说:“你给咱家八百两银子,东西就归你啦!”

一块银元含银量是七钱二分,八百两银子比八百块银元,多出二百二十四两银子。杨伯衡是聪明人,马上算清了这笔帐,所以他说:“那还不如我给您一千块哪,一千块钱才合七百二十两银子!”梳头刘眼睛往上一挑,大声说:“一千块可是你说的,东西我卖给你啦!”杨伯衡想,今个儿已经是民国了,皇上逊位了,老太监还这样讹人?!又想:不管你怎么讹,也讹不出圈儿去,这东西一千块值!所以,他和颜悦色地说:“公公!您比我聪明,很会算计,佩服、佩服!”连连共收,又说:“一千块买对杯子是破天荒,我赚不着钱了,以后请您多照应。”说完还作了个揖,老太监乐了。

这号买卖做成了,按照行业的“成三破三”老规矩,李竹君的了五十块佣钱。杨伯衡总共花了一千零五十块银元买了对宋钧窑鸡心杯。

美国古董商登门拜访

杨伯衡买了对宋钧窑鸡心杯,李竹君当了活广告,他跟同行讲,是他给拉的纤,杨才买到皇宫里的传世珍宝。很快,全城的古董商都知道了,上海的同行也知道了。京城里大古玩铺掌柜的都来看货,还引来了上海出口古玩的私人公司——卢吴公司的吴启周和日本在华开办的山中商会的经理高田等人。大家都认定是宋代钧窑烧制的贡品鸡心杯,宫里的东西。但最多的给三千五百银元,杨伯衡不肯卖。

一天福开森闻讯赶到,令杨伯衡很惊异:一个月前,这位福大人声言不准我在登他的门,今天他反而等我门来了!

福开森(JohnCalvinFerguson),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来华,光绪二十年前后便到琉璃厂买古玩。在华近六十年,不断跟古董商有来往。所以在古董商中有三代人都认识他,称他为“福大人”。在光绪、宣统年间,他穿的是靴帽袍套,马蹄袖的朝褂,像是清廷的官僚,就是鼻子大,个子高。

朗窑瓶辨真

民国元年,福开森来琉璃厂穿的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白布袜,一副中国绅士的打扮。博韫斋开张不久,福开森走进店堂,客气地说:“你们的买卖开张,我祝贺来迟,请原谅。”“小店开业怎敢劳福大人之大驾。今日光临,请多关照。”杨伯衡边说边拱手作揖。福开森躬身拱手还礼说:“杨掌柜柜太客气。请给我看看你们的好货。”

杨伯衡拿出康熙朗窑瓶请福大人鉴赏。福开森边看边讲:“郎窑红稀少,当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监督烧制郎窑红就少,他在景德镇只有六年,康熙四十五年到五十一年是郎廷极当江西巡抚的时间。”杨伯衡说:“福大人对郎窑有研究,对历史都了如指掌。敬佩!敬佩!”福大人高兴地往下讲:“郎窑红是仿宣德宝石红,很是成功。我看郎窑红胜似宝石红,比宝石红浓艳。有人说郎窑红如初凝牛血,你们称之为猩红,我认为说得恰当。”福开森具备鉴别郎窑红的书本知识,能说出许多道理。但瓶的造型是叫棒槌瓶还是叫油槌瓶,他说不清,杨伯衡告诉他这叫油槌瓶。字串7

这郎窑红的油槌瓶是真是仿?他看着是真不是仿。可是当他要买这件真东西时,却要问杨伯衡,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并说:“你说是真的,我就留下。”杨伯衡说:“我看是真的才给福大人欣赏,您看这东西怎么样?如果您相信我的眼力,就请您留下它,我让给您了。”“相信!相信!”福开森说了这话,杨伯衡才跟他要了两千元的售价,福开森从不讨价还价,要两千就给了两千,这号生意就做成了。

不料,一周过后,福开森派人请杨伯衡到他府上来一趟。福开森一见面便说:“你的郎窑瓶是仿的,请你拿回去!”杨伯衡愣住了,冷静了一下说:“福大人说相信我的眼力,我看是真不是仿,您才买下,今天您说是仿的!这是眼力不一样,可以退货,我拿走。”杨伯衡要走时,福开森来了火,声言从此不准杨伯衡进他的门。杨伯衡憋了一肚子气,离开福开森的家,再也没理他。

CHINA的故事:瓷器,还是丝绸


媒体报道,前段时间英国威廉王子访华期间,3岁的小王子乔治听说爸爸去中国了,竟然去翻瓷器柜,因为,在英文里,CHINA(中国),亦有瓷器之意。其实最早西方对中国的称呼是seres或者cine,都与“一带一路”上的“丝绸”有关。

现代欧洲人称中国,英文德文皆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约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词语Thinae或其晚后的拉丁文译名Sinae,其音译都为“秦那”、“支那”或“秦尼”,而这个希腊文名词很可能来自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古文献,它把东边的文明之邦中国称作“秦尼”(Cini,Saini)。

早先的印度人也称中国为“秦那”(Cina)。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提到在其遥远的北方有个叫“秦那”的大国。这两部史诗都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秦那”这个名称可能就是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希腊。

为什么称古代中国为“秦奈”或“秦那”?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Cina就是“秦”的音译。1655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首先提出此说,许多中外学者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都表示赞同。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中国西北方、西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极有可能知道“秦”这一名称。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前682~前621),“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的名威远著,有可能从此传向中亚,并进而传向南亚、西亚、欧洲。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都与秦国相邻,也都有可能成为“秦”这一国名的传播媒介。在中国西南方,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攻打巴蜀,进而吞并其地。近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证明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外界(包括南亚)有若干物质交流关系,那么蜀地归秦之后,蜀人成为“秦”这个名称传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张骞发现蜀地的商品经印度传到中亚,有可能是很久远的事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绮” 的译音,即与丝绸外贸有关。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初期的《政事论》一书,就有“中国丝卷”(Cinapatta)或“中国所出由带捆扎的丝”的记载,该词中Cina就是“秦那”。先秦丝织品中,以文绮最为普遍和精致,所谓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新颖,花式繁复,当时输出境外的就极有可能是这种绮,所以中亚和印度最早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绮国”,而并非“秦国”。古代波斯、印度都知道在他们的近邻有一“绮国”,波斯文和梵文中都有锦、绢、绸、绫、绣、丝等专名,却独无“绮”字,大概就因为“绮”为国名Cina指称了。

总之,无论“秦那”是“秦”还是“绮”的对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文化交流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尽管是以民间的物质贸易为主。

如果说对于“秦奈”的原意在学术界还有争论的话,对于稍后西方所出现的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这个名称当有波斯与印度的影响,据说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所作《印度记》,实际来源则是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其部将的描述,他们虽然没有踏进赛里斯国土,却在屯驻北印度时见过赛里斯人所制作的衣袍。

根据法国学者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材料,赛里斯就是“丝国”(Seres)的意思。古代欧洲人怀疑中国的丝绸出产于羊毛树上,或者得之于丝蜘蛛腹中。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3~公元23)《地理书》说:也许由于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

稍后的著名作家、学者普林尼(24~79)《自然史》第六卷则描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贵妇们能够穿上透明的衣服而出现大庭广众之中。”他还抱怨远东的奢侈品贸易对国家的损害:“我国每年至少有1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半岛夺走。”

《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理略(Marc Aurele)遣使入华之事。在他当政的时代,有一本叫《希腊志》的书(约公元2世纪),第一次比较接近真实地记述了丝绸的秘密,书中说:“至于赛里斯人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8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就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它们各种饲料中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中国古代的丝织业号称蚕桑之业,诚然是离不开树和小虫。西方从道听途说中获得羊毛树和丝蜘蛛的传说,也可以看得见蚕桑的影响,只是颇有讹误罢了。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对于蚕桑业的认识已经比较接近实际了。

至于China作为瓷器的代称,则是近代中西贸易的内容与格局都发生了时代的变奏。唐宋时代,瓷器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尤其海路上瓷器更重要。1500年大航海之后,欧洲直接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据推算,18世纪流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也还应在1亿件以上。不仅是各国王室,就是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样的社会名流,客厅沙龙里如果没有几件中国瓷器,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于是,中国成为瓷器的代名词。欧洲进口华瓷,从订购,到来样加工,乃至自己生产,经历了进口、模仿、自创的过程。最初进口的中国瓷器已经是按照欧洲的口味制定的,欧洲自己模仿起来,较之于中国的外销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外销瓷只是模仿欧洲人口味的中国瓷器。特别欧洲市场原本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中国纺织品、瓷器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品,欧洲各国纷纷设法仿制中国物品,形成风气。

清康熙斗彩外销瓷花篮盘

路易十四时期第一批色彩鲜明的印花中国棉布被大量运往法国,于是法国人立即加以仿造,并被人普遍采用,名为“印花布”。18世纪里,中国丝绸及其欧洲仿制品和中国棉布制品在欧洲被广泛用作帷幕和罩单。瓷器也是这样。17世纪中期只有少数大宫廷才有比较大量的瓷器陈列,18世纪开始成为一般家庭生活用品。包括饮茶在内的热饮成为社会流行风尚,对茶具的需求随之迫切,从而带动了中国瓷器的进口,进而又刺激欧洲人竭尽全力仿制中国瓷器,直至走上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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