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中有三词进入英文，分别是“Tea（茶）”，“silk（丝）”，“china（瓷器）”。瓷器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亦是浩瀚历史长河的见证者。
瓷器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独创的发明之一，可追溯至3000多年以前。瓷的前身是陶，而陶的发现与成型，却在全球遍地开花，历史已有上万年之久。2012年末，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在江西仙人洞遗址里出产的陶片，经过考证其距今已有2w年，而仙人洞遗址距离景德镇仅有70多公里。瓷器稳定不易变化，一件瓷器制品，从它被塑造出来之后，就不会再发生变化，即便是损坏，也可以复原。瓷器因其稳定的特性不但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道具，更是表现人类创造智慧的象征。M.taOCI52.coM
《诗经》中用“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美人，有种大气而又和悦的庄重，自比那些花花草草的比拟要高明得多。其实瓷器也可以美得如山如河，况且它本身就曾经是山河的一部分，一抔泥土历经九劫十八难般的烘烤，之后便彻底地脱胎换骨，蝶变成了让人赏心悦目的瓷。谁的屋中若有一件蕴含天光地气的好瓷器，就宛如把一派大好的河山都担回了家。
中国的瓷器驰誉全世界，到处受到人们的喜爱。17、18世纪，在欧洲市场上，中国的瓷器用黄金一样贵重，称之为“白色黄金”。2005年，伦敦佳士德拍卖会，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瓷罐拍出2.3亿人民币；2010年，英国一家伦敦拍卖行，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5.5亿人民币的天价成交。
如今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文明与血脉的传承，依旧受到世界的瞩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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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陶瓷的釉色发展历史
中国陶瓷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实用器，通过各种各样的装饰手段使陶瓷的形式更美、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是历代陶瓷制造者的不懈追求。早期的青瓷之所以以胎装饰为主，并非人们刻意所为，而是因为在釉色上取得突破难度极高，人们不仅要从理论上了解金属成分的呈色原理，还要在实际操作中毫厘不差地拿捏好分寸，稍有差池，便前功尽弃。要烧制出一件令人满意的瓷器，技术和经验固然重要，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
南北朝以前生产的瓷器主要以铁为呈色剂，经还原焰烧成，瓷器釉色大多呈青绿色。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陶瓷工匠认识到，控制和排除胎釉中铁成分的干扰，可以烧制出白瓷。反之，如果加重胎釉中铁的含量，又可以烧制出黑瓷。在北齐时期，白瓷终于出现。到了唐代，以唐三彩、长沙窑彩绘、巩县青花为代表的釉装饰得到空前发展，最终突破了传统的单色釉格局。
宋朝是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高峰期，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釉装饰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汝窑、龙泉窑只凭单色釉本身就呈现极佳的装饰效果，虽无雕琢之工，却有凝重、深沉、含蓄、厚润之美。官窑哥窑创“金丝铁线”、“鱼子纹”等开片釉，为釉装饰工艺开辟了新途径。尤其突出的是钧窑创造的窑变釉(两种以上釉合用变化出的特殊釉)，这种窑变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多种色彩交相辉映，争奇斗艳，流光溢彩，美轮美奂。
钧瓷釉色的烧成原理来源于唐代鲁山窑的花釉瓷器，当时出现了局部有彩斑的“唐钧”。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瓷器专家杨静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曾见到一件民间所藏的钧窑净瓶，高33厘米，造型规整，具有唐代特征，但釉色却是钧窑的，而且还有红斑，釉色瑰丽，可与传世钧窑媲美。经检测，该产品是宋代或宋代以前的产品。
唐代花釉瓷器的施釉方法是在较深或较浅的底釉上涂上与之色彩对比强烈的另一种釉，因不同的釉所含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不同，烧制出来的器物表面便出现色彩斑斓的艺术效果。宋钧窑变釉也是利用这一原理烧成的，但工艺比唐代花釉复杂得多，宋钧之所以在窑变上登峰造极，关键是高温铜红釉的稳定烧成。
中国陶瓷罐的的制造历史概述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带耳、带提梁的陶罐制作。原始青瓷在其创烧之初，也就开始生产印有凹弦纹、云雷纹等花纹的带系青瓷罐。汉代，青瓷罐因烧造技术成熟，质地坚固，又有迷人的青绿光泽，便取代陶罐，成为人们的首选。东汉时，青瓷罐形制多样，其中青釉印纹四系罐、青釉五孔罐堪为代表。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在两晋南北朝非常流行，并延续至唐宋。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作用有关。同时，亦与四系、八系给人以平稳感及美感有关。譬如，西晋青瓷不单把系设计成弓形、桥形，还出现狮形、羊形等造型；东晋时又刻意在系上施加点彩；南北朝时的系竟多达8至10枚，这些，并非都出于实用，亦有的是为了美观，或者说，是集实用与装饰于一系。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青釉、白釉如冰似玉。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加上罐体又出现了瓜棱、柳条形等花样制式，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逐渐退居于次要地位。元代，基于堆、贴、刻、划、镂雕等装饰技法的广泛应用，瓷罐的发展进入了辉煌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如龙泉窑、吉州、耀州、磁州等民间著名瓷窑均有非凡建树。元代中期，景德镇窑的高温釉下青花及釉里红彩绘异军突起，使瓷器艺术跃上了新的境界，不但奠定了景德镇窑一统天下的局面，亦让器形大度的瓷罐越发神采飞扬、蔚为大观。明代是我国瓷罐史上的鼎盛时期，由于人们意识上的一些原因，特别是“罐”与“官”谐音，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瓶、尊，成为明代景德镇窑琢器生产中的大宗。造型则更加丰富，新品种有：永乐宣德的轴头罐、壮罐、法轮式罐，成化的天字罐，嘉靖的将军罐，崇祯的莲子罐等。清代，罐的地位逐渐被瓶、尊取代，康熙以后，罐的生产以实用为主，除传统型的一些品种外，干隆时期创烧的西瓜罐流行甚广，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有关粥罐的始烧年代，近年来的古陶瓷专著一般认为是清代康熙时。笔者在研究了不少早期的粥罐后发现，明代崇祯时期就已经有了粥罐，清初顺治朝粥罐生产已具规模，康熙朝长达61年，粥罐的烧造量最多。粥罐不仅仅在胎、釉、纹饰、工艺等方面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还在形制上各有各的特色和风貌，即：敛口或束颈（口微撇）、平底涩胎，属崇祯、顺治时期的造型特点；直口圆腹或直口直腹及圈足、釉底，为康熙朝的造型特点。
“青花釉里红”见证中国瓷器的辉煌
数千件明洪武年间景德镇的瓷片在挖掘机下出土，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釉里红。虽然都是残片，但一点也不影响它的珍贵价值。
元景德镇窑釉里红片
釉里红，这种稀少的瓷器品种开始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以其卓然大气的风范，成为瓷器收藏中真正的贵族。釉里红的最大特点是烧制难度大，成品率极低。它是以铜为着色剂，在白胎上直接绘制各种图案纹饰，在上面施一层釉，铜在高温还原焰中发出了红色，所以名叫“釉里红”釉里红瓷创烧于元代，但数量极少，可谓凤毛麟角。原因是铜离子对温度极为敏感，在窑炉中火候不到，呈现黑红色或灰红色；火候销过铜离子便挥发，从釉层中逸出，呈现特有的飞红现象或干脆退色，纹饰不连贯。
当时烧柴窑很难控制窑温，只有凭把桩师父的经验与取出火照对比，无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元人尚白，汉人尚红，民族认同感也有别，所以釉里红产量一直很小。然而到了明洪武朝，釉里红瓷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实物遗存量上比较，甚至比青花瓷还多。洪武早期的制品多呈黑红，不够鲜艳，甚至有些烧成了“釉里黑”也未被打碎埋掉。即便如此，此类品种贯穿洪武朝始终，坚持不懈。中、晚期多呈较纯正红色。风格古朴、厚重，器型硕大，纹饰丰满，气势夺人。充分展示了明朝开国之君的胸怀与气度。
洪武景德镇釉里红片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上有好者，下必是焉”的传统。技术进步往往要靠人力来推动，而人力又往往以帝王的好恶与意志为转移，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为什么明成化朝的瓷器纤巧隽秀？嘉靖、万历朝的五彩瓷浓艳、热烈？清雍正朝瓷器典雅、秀丽？乾隆朝繁缛、工丽？这些都与帝王的爱好、鉴赏角度有直接关系。
明永乐釉里红龙纹片
朱元璋是红巾军的领袖，“朱”字在字典上释义，只有两用：一是代表姓氏，二是代表红色。朱即红、红即朱。明王朝是朱家天下，也难怪釉里红的烧制虽然屡屡受挫，但却贯穿洪武皇帝的始终，甚至还远销亚、非、欧等国家和地区。宣德时期的釉里红瓷也颇为成功了，摆脱了元末那种黑红、粉红的晦暗色调。而且宣德时对铜红釉的烧造技术掌握得较好，纹饰清晰，色泽鲜艳，被称为“宝石红”。宣德釉里红传世极少，其胎体细腻，釉面洁白，再和明艳的釉里红相配合，达到了釉里红工艺极高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以白釉铺地剔花填红釉的新技法，所填红釉已经略微高出白釉釉面，这是宣德釉里红的一个特点。
雍正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多福多寿图梅瓶
由于高温铜红釉烧成难度极大，后世仿品达到宣德釉里红的水平，惟有清雍正一朝，而且创造性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是在青花和釉里红烧造的基础上制成的，这种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青花料和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色料所绘制的釉下彩综合式的装饰，既有青花青翠品澈、幽靓素雅的特色，又有釉里红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又含蓄的特色。两者的长处有机融合，既素雅又艳丽，形成了青红相间、冷暖相衬、动静相映的审美特征，这种在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铜和钴彩绘的工艺，可谓精彩华美之至，也价值非凡。
雍正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工艺最为成功的历史时期。青花为钴，釉里红为铜，两者对于烧成气氛的要求明显不一致，但雍正青花釉里红却将两者都烧得十分鲜艳，可见当时技术之纯熟。云龙纹或海水龙纹，是最常见、价值最高的青花釉里红图案，它以青花绘出云朵和翻腾的海水，以铜红绘出飞舞的巨龙，真真是相得益彰。在雍正朝，青花和釉里红这两种釉下彩结合得非常完美，不仅吸收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云龙纹与海水龙纹各自的题材，最终创造出海水云龙纹图样。这种纹样超越了明代图案化取向将器物纹饰提升至绘画的高度。它以青花表现瓶底部的海水及器物腹部的云气，色调或浓或淡，都非常鲜亮；釉里红以淡绘的呈色技法表现出红龙翻滚于怒涛汹涌的大海上，形象极为生动。青花发色还时有晕散，这都是仿明宣德青花的色调。
耿宝昌先生认为，这种青花色泽中含有类似宣德青花的褐色斑，它是人为重笔点染而成，飘浮于釉面中的。雍正时期釉里红工艺得到全面发展，工艺技巧达到中国制瓷上的最高水平。绘画风格也发生极大的变化，由康熙时期的粗犷放达，用色用彩讲究浓艳强烈，从造型到装饰画面都由刚硬刺激转向用彩淡雅，色调温和。釉里红可以和青花一样运用自如地表现画意内容。乾隆时期青花釉里红的龙纹图案就大不相同了。这时的海水云龙纹、海水纹依然安排在瓶底，但没有了雍正时期精工描绘的红釉巨龙穿行于云间，云气大量遮盖身体的特点，这是乾隆与雍正时期海水云龙纹的最大区别。乾隆时的青花釉里红特点是：青花色泽浓艳，釉里红较淡雅，红色中常见绿色苔点，纹饰所绘青叶红花已经逼真于写实。
中国陶瓷的起源及历史文化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徵，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徵，制陶业从其他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品质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着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
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品质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品质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中国瓷器的仿制历史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古代匠师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有其他地方窑对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则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尤其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时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风格，从而丰富了制瓷的工艺。
“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明代景德镇瓷业无论官窑、民窑都极兴旺。当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厂”，专烧供宫廷使用的瓷器。在生产御用瓷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载，明嘉靖、隆庆间，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国懋，号称崔公窑，为当时民窑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万历时昊十九，仿制白釉脱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盏”最为著名。
永乐、宣德、成化三朝，是明代瓷业的黄金时期。一般说来，永乐、宣德瓷器以“鲜红为宝”， “青花为贵”；而成化瓷器则一斗彩名世。然而当时在仿古瓷方面也毫不逊色。从现存的藏品看，这一时期景德镇窑仿烧的汝、哥、龙泉等宋代名窑瓷器，精美程度不亚于宋代真品。到了明后期的嘉靖、万历时期，风格又有变化，瓷器胎体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斓，花纹繁褥。但由于国势渐衰，整体工艺水平下降，古时人特别推崇明初瓷器。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发展臻于极盛。这三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乾隆两位皇帝还历次亲自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因而这一时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质、造型、纹饰方面多已达到理想境界。当时以“郎窑”、“唐窑”制品最为逼真。
这一时期的仿古瓷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并无牟利目的。特别是官窑的产品，烧出来是为皇宫御用的当然更不敢真的用来鱼目混珠。所以许多仿品并不仿写前朝年款，而是直书本朝年号。清乾隆时并有“大清乾隆仿古”专款。这样的仿作只能称作“仿品”而非赝品，其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清末民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华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的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个，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获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的鉴别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