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浅析:长沙窑陶瓷艺术与湘楚文化

长沙窑陶瓷艺术与湘楚文化

长沙窑器具敦实的造型、写意般的釉下装饰图案是对楚地民风生动活泼的反映。其装饰题材体现了湖湘人平和、朴实,热爱生活的特征,书法装饰和伊斯兰图案则反映了对现实的关注,装饰中的佛教文化形象又表现出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两个特征表现出长沙窑陶瓷器具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的精神之美。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大致兴起于唐代中期,于五代逐渐衰落。唐代时,我国瓷器已大量外销,外销陶瓷品种多样,除邢窑白瓷、越窑青瓷以及三彩陶之外,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器亦可谓独树一帜。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吸收三彩陶以及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釉下彩工艺,成为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长沙窑的陶瓷艺术受着诸多文化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其根基。长沙窑是楚人的智慧结晶,是湘楚大地培育的艺术之花。楚地的环境、文化与湘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得长沙窑在唐代陶瓷业繁荣的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瓷窑的风格特征。“长沙窑陶瓷器中数量最多的产品是碗、碟与壶”,从这些饮食器具与众不同的造型和装饰中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湘民独特的性格特点。

一、敦实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壶的数量很多。其造型都很丰满,大都壶颈偏短,壶腹体量偏大,因此形体给人感觉偏胖;壶的底足直径大都较长,器形更显敦实。有一部分为溜肩椭腹壶,更显挺拔。罐的口径长,只略短于底径,器形像中间略鼓起的圆筒,尤显庄重大方;有些罐的腹部直径大于器身的高度,更显浑圆结实。长沙窑出土的瓶与壶的造型难以区别,都是同样的敦实圆浑。但出土的文物中有自名为“瓶”者,其中长颈大盘口瓶的口径只略短于腹部直径和底径,与其它窑的瓶类造型不同,同时期的越窑的秘色瓶则多有长颈小口,显得修长俊俏,温润秀美。可以看出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代表性的壶、罐、瓶类等器具造型敦实,有一种阳刚之美。

长沙窑器具的装饰以独具特色的青色釉下彩绘花纹饰最为出名。其内容有人物、走兽、花草、几何抽象图案。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以线描为主,其用笔和设色已有一定的规范性,主要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铁线式,多用于褐彩白描,线条灵活,犹如铁线一般遒劲有力。

第二种为棉线式,以粗线条做没骨画,大多数呈绿色。这种线条有如浸水绒线,其软如绵。

第三种为复合式线条,即铁线式和棉线式两种线条配合使用,它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勾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条描绘细部,比如动物的眼、嘴、羽毛,植物的叶脉等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画的装饰图案,则用笔洒脱肯定,线条变化莫测,像草书一样潇洒率性,如行云流水般,与器形的弧线相互映衬。

长沙窑的器具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细腻中不失洒脱之美,深深根植于楚文化当中。秦汉以后,楚地凭借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南学的摇篮,禅宗的温床,理学的中心和新学的基地。正是在这种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长沙窑器具圆浑饱满的造型与写意般的装饰图案。特别是其装饰图案,构图多流转回旋之态,线条兼凝重与轻盈之美,是楚文化精神内涵的生动反映。

二、质朴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的产品不属于高档瓷。胎质一般不够精细,或含有细砂;虽然胎壁轻薄,但内壁往往残留凹凸不平的工具痕。而且,其烧成温度不高,没有达到真正的瓷化程度。长沙窑出土的壶具的流部大都为棱柱形,这些棱形不是很规范,棱边宽窄不一,多少不定,以八棱形最多,也有九棱、十棱或多至十二棱,据推测棱边是以快刀信手削出。长沙窑碗碟的圈足制作一般比较粗放,底沿往往有明显的刀削痕,孔心顺手旋挖而不正圆,甚至歪斜作桃子形。与长沙窑相比,同时期邢窑和越窑的器具造型更为端庄,底足也很规整。长沙窑器具不规则而严谨的造型,虽然略显随意,却让人感觉自然畅快,有一种清新的质朴之风。

长沙窑的陶瓷产品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产品物美价廉。长沙窑瓷能在既不如邢窑瓷器之白,又不如越窑瓷器之坚的劣势局面下,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它的价格定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长沙窑的陶瓷器具不属于宫廷用的高档瓷器,主要是用于外销和国内广大百姓使用,所以其器具的造型和装饰呈现出浓厚的民间风韵,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沙窑陶瓷器具的质朴生动之美,是湘楚大地的淳朴民风、生机蓬勃的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反映。长沙窑的陶瓷器具就像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湖湘人一样,具备了平和、朴实、憨厚的品格。

三、体现文化背景的精神特征

以书法作为装饰,是长沙窑瓷器制作上的又一特点。长沙窑瓷器上收录的大部分诗歌、格言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古佚诗和谚语。有反映商人经济生活的,反映做客的,反映男女感情的,反映求学科考的,都是对世俗生活的集中体现。

长沙窑器具装饰上还有一种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釉下点彩装饰,以及釉下彩绘的图案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的波斯人。这些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应用,反映了湘楚文化有一种开放的气度,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只要可取,湘楚人民都加以吸收。

对现实的关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难看出楚人对生活的热爱。巫学是楚人的传统文化,“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原始哲学,当然也有巫术、巫法。原始科学中有天文、历象、算术、地理、医药等,这表明关注生活、执着于现世、富有创造性,是楚文化的重要特点。

长沙窑器具上的釉下彩绘外,还有模印贴花。在模印贴花装饰中出现了佛教形象,是湘楚文化对佛教文化吸收的反映。莲花,是佛教圣花,它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在长沙窑的模印贴花中有很多莲花造型,特别是在有的模印贴花中莲花内还有孩童形象,据推测“不仅与吉祥语‘连生贵子’有关,而且很有可能是象征‘莲花佛陀’”。除此之外,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佛教人物纹饰造型、佛塔模印贴花,以及观音菩萨的坐骑鱼龙——摩羯等。

长沙窑作品的书法装饰中还出现了一些为佛教教义作宣传的诗歌,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还有“念念催年促,由(犹)如少水渔,劝诸行过众,修学香无余”等。

长沙窑器具装饰中出现的佛教文化的形象,表现了湘楚文化深受道家玄学以及佛教文化的影响。湘楚文化崇尚道学,早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在北方盛行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时候,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主要是楚地,则盛行老子的道教学说。西来的佛学主要借助玄学,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有一种说法叫“老子化胡”。

湘楚人民不仅有对物质的要求,还有对精神的追求。楚地的人才自古便有两极发育的趋向,蕴育出了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哲学家。春秋时期,楚庄王有着“三年不飞,飞则冲天 ;三年不鸣,鸣则惊人”的雄心壮志。在哲学上则有老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和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所以,湘楚大地才蕴育出了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精神之美的长沙窑陶瓷器具。

TaoCi52.com小编推荐

陶瓷浅析:浅谈中国茶文化对陶瓷饮茶器皿演变与发展


浅谈中国茶文化对陶瓷饮茶器皿演变与发展

品茶是一门艺术,除了品尝的美味以外,通过欣赏茶具设计和茶室装饰,可以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增加知识。人们通过敬茶仪式,可以培养人的道德修养,增进友谊。我国陶瓷饮茶器皿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不少已成为盖世珍品。如:紫砂茶具中的供春壶,造型精巧新颖,质地薄而坚实,被誉为世上瑰宝,有的陶瓷饮茶器皿绘有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显得古雅朴实,充满诗情画意。有的茶具上的书文,更是妙趣横生。如器皿上常见的“也”、 “可”、“以”、“清”、“心”五字,其实是一种回文体只要顺时针方向,无论从哪一个读起,都含相同的意义,均道出了饮茶的益处。另外,茶室的布置有时也是十分讲究,领略其四壁的名人字画以及古色古香艺术陈设,都会把你带入茶文化的更高艺术境界。

唐代以前的制茶初期,饮茶方法大同小异,各地的饮茶器皿也相差无几。有贮茶、碾茶,煮茶和饮茶四方面的器具。到了唐代,文人雅士把饮茶器皿的互为关系,导致人们追求饮茶器皿的釉色之美和造型之宜及其特点功能。饮茶风俗遍及全国各地,饮茶器皿也颇受重视,专门的饮茶器皿制造业也应运而生,饮茶器皿的种类和花色品种也迅速增加,据陆羽《茶经》一书的皿之器一节所列入附近共有二十四件,包括煮茶、饮茶、灸茶和茶的器具。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饮一杯茶有这么多复杂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古代人的眼里,则是完成一定礼仪,是使饮茶更好、更精的必然过程。

由于唐代自开元以来饮茶风习的兴起,饮茶器皿的制造随着陶瓷业的飞速进步而愈益愈精。这一时期的饮茶器皿,以南方的越窑和北方的邢窑白瓷竞相争辉媲美。陆羽《茶经、皿之器》上曾对当时各地生产的风格与质量各异的饮茶器皿做了鉴评对比:“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我们从陆羽对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越青瓷,邢白饮茶器皿,其质都是非常精美的。越瓷青绿,釉色翠润,如冰似玉,邢瓷白釉蕴银,光洁如雪,质地优良。毕竟越瓷饮茶器皿更胜一筹。由于其釉色青翠,造型典雅,装饰瑰丽,颇受当时茶人和文士们的喜爱。

宋代不再直接煮茶,而用点茶法,因而器具亦随之变化。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一方面它继承了唐人开创的茶文化内容,并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加以发展,同时为元明茶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茶道的思想上,随着理学思想的出现,儒家观念进一步渗入到茗饮之中。从茶艺讲,首先将唐代的茶饼,发展为精制的团茶,使制茶本身工艺化,增加了茶艺的内涵。同时,又出现大量散茶,为后代泡茶和饮茶简易化开辟了先河。这时,人们崇尚建窑黑釉茶盏,是与当时“斗茶”风靡全国分不开的。衡量斗茶的胜负。一看茶面汤茶色泽和均匀程度;二看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宋代斗茶,先注汤调匀,再加初沸的水点注,茶汤表面泛起一层白色的泡沫。先斗色,以色白为贵,又以青色胜黄白;其次斗水痕,以茶汤先在茶盏周围沾染一圈有水痕者为负。这就要求茶具是黑色的,建窑的兔毫盏,便由此名声鹊起。宋代文人雅士斗茶,品茶时,用名贵的贡茶,配建窑黑色兔毫茶盏,同其色胜似雪乳的茶汤形成鲜明对比,为品茶、斗茶增添美感的情趣。

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宜兴紫砂茶具也开始萌芽。苏东坡在宜兴任职时,对紫砂陶情有独钟,酷爱提梁壶,至今被称为“东坡堤梁”;河南禹县的钧瓷也改变了以前的单色,烧制多彩的“窑变”倍受人们喜爱;浙江龙泉的茶具则以清奇淡雅,古风纯朴的裂纹釉,达到了人们对陶瓷饮茶器皿艺术多样式、高品位的追求。这种淡雅质朴的茶具韵味情趣融为一体。

陶瓷浅析:明清笔筒的特征与鉴别


明清笔筒的特征与鉴别

明清笔筒的收藏在整个笔筒收藏中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而明清笔筒的大宗产品当推瓷器,由于其烧造相对简单,产量高,传世品多,故为广大收藏者所喜爱。瓷制笔筒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但传世品中极难一见,在具体的收藏过程中对此时期的笔筒要慎之又慎,以免上当受骗。一般而言,明天启、崇祯时的瓷笔筒生产量较大,以青花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其基本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如青花人物故事笔筒,直口,平底无釉。筒壁绘有青花人物,直花呈色淡雅,绘工精细。器口器足处有暗刻纹饰为崇祯瓷笔筒的典型特征。清顺治瓷笔筒传世品略少,但器型品种较多,有直口直壁式,束腰侈口式等。一般来讲,前者瘦高,后者粗壮。以青花为主。青花花鸟纹笔筒,为顺治时器物,体型较大,束腰侈口,筒壁有暗刻及青花纹饰。康熙时瓷笔筒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品种极为丰富,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及各种颜色釉。纹饰内容广泛,有人物、动物、山水、花鸟、博古等。器型有束腰侈口形、直口直壁形、竹节形、方形等。其典型特征是胎釉结合紧密,胎质细腻。无款者居多,少量有堂名款,器壁上亦见有干支款。雍正、乾隆时期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二阶段,传世品较清初要少,但制作精巧,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颖的器型,如六方形、扁方形、双联形等。装饰味道较清初浓郁。如粉彩双联方胜型山水笔筒,为乾隆时笔筒的典型。这一时期瓷笔筒的品种有青花、青花釉里红、粉彩、各种颜色釉地粉彩及单色釉。雍正瓷笔筒的特征是清新典雅,乾隆则富贵华丽,官窑器物多有纪年款,民窑则为干支款或堂名款。嘉庆、道光时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三阶段,仍以粉彩为主要品种,器型以细高为主。纹饰以人物等居多,较为侧重观赏性。此时的另一特点是雕瓷笔筒开始出现,多模仿竹雕器物,以黄釉雕瓷笔筒最为出色。如黄釉雕瓷笔筒,以剔地手法刻出松、石,口沿及底绘成竹节断面痕迹。官窑多有纪年款识,民窑有堂名款或刻工名号。雕瓷的著名工匠有陈国治、王炳荣、汤源和等人。晚清瓷笔筒仍较盛行,但质量下降,最典型的特征是胎釉结合不紧密,釉面泛灰,青花浮于器表。多有六字青花款和六字红彩图章款。素胎剔地笔筒,为光绪时难得一见的精品。

陶瓷浅析:互联网时代的艺术浪潮


互联网时代的艺术浪潮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值此《2015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发行之际,我作为“总论”部分的一名参与者,愿同各位分享三点个人感受。

第一,中国艺术正处在活力充沛而又矛盾尖锐的兴旺时期。一批批青年艺术家成长迅速,在艺术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跨媒介或跨界艺术创作脱颖而出,创作势头喜人;大量资金纷纷涌入,激发旺盛的艺术市场活力。但与此同时,艺术界内部隐伏的矛盾也显露得日趋尖锐,其突出表现在于,商业美学与艺术美学之间如何实现平衡?艺术品应当如何协调身体美学与心灵美学的悖逆?公众应当如何面对感官娱乐与理性沉思之间的对峙?艺术家与公众之间应如何协调艺术趣味上的分歧?这些矛盾都属于中国艺术兴旺期的必然现象,需要在发展中加以化解。

第二,互联网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不可低估。如今凡是在公众中产生重要公共影响力的艺术品,往往都与互联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常常由在互联网上获取高人气的原创作品改编、加工而成,并再次被以网民为主体的观众群体所认可。似乎正是互联网人气在决定一部艺术品的命运。但也应看到,互联网时代虽然通过技术变革带来平民化等便利,毕竟这个虚拟世界里也积蓄着多重可能性。这是文艺理论评论应进一步研究的深层次问题。

第三,文艺理论评论工作受到艺术界和其他各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文艺理论评论工作同文艺创作一样,也是文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批评家对艺术品及其他相关艺术现象加以评论,具有引领文艺发展方向的作用。一批批伴随互联网成长的青年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的茁壮成长和脱颖而出,让人看到中国文艺评论的新希望之所在。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相关推荐
最新更新